支撑日本取得胜利的基础其实与美国一直所理解的不同。日本叫嚷着日本必胜，宣扬精神必将战胜物质。他们说：美国是个大国，军事实力确实优越，但这算得了什么?!这些都是我们早就知道的，根本不应放在心上。人们可以从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看出一些苗头。《每日新闻》上经常会刊登这样的句子：“我们如果害怕数字就不会开战。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这次战争创造的。”
即使是在日本打了胜仗的情况下，日本的政治家、高级统帅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崇尚精神与美国人崇尚物质两种观念的较量。”在美军打了胜仗的时候，他们还在反复地说：“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必将失败。”在塞班、硫黄岛战役溃败时，这一信条毫无疑问成了很自然的托词，但这并不是专门为失败而准备的借口。在日军炫耀胜利的几个月中，这个信条一直起着鼓舞士气的作用。早在偷袭珍珠港以前，它就已经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口号了。在三十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在《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写道：日本的“天定使命”就是要在“全世界宣扬武士道精神，力量不足不是问题，我们日本人难道还怕那些纯物质的东西吗？”
当然，像其他许多备战的国家一样，日本人其实也很担忧。在整个三十年代中，国民总收入中相当大一部分都用于了军备，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上升。在偷袭珍珠港的那年，国民总收入将近一半用在了陆海军的军事装备上。有关民用的财政支出只占政府总支出额的百分之十七。由此可见，日本与西方各国的区别并不在于日本对物质军备的不关心。但是，日本人认为：军舰、大炮等物质的东西只不过是永恒的“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这就像武士的佩刀是武士道德品质的象征一样。
美国一贯注重实力，而日本则一贯重视非物质资源。日本也像美国一样开展增产运动，但日本增产运动的独特性在于它独特的思想基础。日本人认为，精神就是一切，是永恒的。物质当然也必不可少的，但那却是次要的，短暂易逝的。日本的广播电台经常叫嚷说：“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没有万年不变的物质，这是永恒的真理。”这种对精神的信赖赤裸裸地体现在了战争之中。在日军的战术手册中有一句格言：“以我们精锐的士兵来对付敌军武器装备的优势，以我们血肉之躯来抵挡敌人的坚枪利炮。”这就是军队传统的指导思想，并不是为这次战争而特意定做的，日军部队手册的第一页就用粗体字印着“阅读必胜”四个字。日军的飞行员可以驾着战斗机以“赶死”的方式冲向我们的军舰，这就是精神战胜物质信条的活生生的例子。日军把这支力量称为“神风特攻队”。之所以叫做“神风”是处于这样一个典故：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东征时，他的船队在驶向日本的途中因遇飓风而全军覆没，是这次“神风”挽救了日本。
日本的精英阶层即使对民间也崇拜精神优于物质条件这一信条。例如，老百姓不是在工厂里干了12个小时，又被通宵达旦的轰炸搞得筋疲力尽了吗?他们就说：“身体越累，意志、精神就越昂扬”，“越是疲倦，就越能锻炼人。”老百姓冬天在防空洞不是很冷吗?大日本体育会就在广播中命令大家做御寒体操，声称这一体操不仅能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而且可以代替一般老百姓为维持正常体力所需而又极其缺乏的粮食。他们说：“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在现在食品缺少的时候谈不上做什么体操。但此话不对。食物越是不足，我们就越要用其他方法来增强我们的体力。”这就是说，必须用额外消耗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美国人看待体力的标准，总是看昨天是否达到八小时或五小时的睡眠；饮食是否合理；是不是寒冷，再计算可以消耗多少体力。日本人的计算方法则根本不考虑什么贮存体力的问题，认为那是物质至上主义。
在战争中，日本的广播更为极端，甚至说在战斗中，存在精神可以战胜生理上的死亡的例子。有家广播电台曾播送过一个飞行员战胜死亡的故事。“空战结束后，日本的飞机都是三、四架一组地飞回机场。大尉是最先回来的一批。他从自己的飞机上走下来，然后用双筒望远镜注视着天空。当他的部下返回时，他一架一架地数着，脸色有些苍白，但却十分沉着。看到最后一架飞机返回后，他写了报告。向司令官作了汇报。然而，刚汇报完，他就倒在地上。在场的军官们急忙跑上前去帮忙，但他已经断气了。经过检察，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冰凉，在他的胸口上有致命的弹伤。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是不可能如此冰冷。而大尉的身体却凉得像冰块。所以，大尉肯定是早就死了，是他的精神支持他作了这次汇报。可以肯定，正是这个大尉的强烈责任感才使他一直坚持到最后并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当然，美国人肯定会觉得这个故事编造得太荒诞。然而，所有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对这则广播却并不感到好笑。他们相信，日本的听众肯定不会认为这是荒诞无稽的故事。他们首先指出一点——即这个广播如实地说明，这位大尉的英雄事迹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为什么不能有奇迹?灵魂也是可以训练的。这位大尉显然是一位自我修炼到家的高手。既然日本人都懂得：“崇高的精神可以永恒”，那为什么这种精神就不能在这位责任感极强的大尉身上停留几个小时呢?日本人深信，通过特殊的修炼，一个人的精神能够达到最高境界。大尉通过训练已达到了这种境界。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对日本人的这一系列极端的行为不屑一顾，认为这是不开化民族的托词，或者是被欺骗者的幼稚幻想。但是那么，不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看待，我们就难以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游刃有余。通过大肆的宣扬和特殊的训练，一些禁忌和对某些事物的排斥已深深根植于日本人心中。但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信条并不仅仅只是某些怪癖的体现。只有当美国人了解了这些后，他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在战败时会说“光有精神是不够的”；才能理解为什么日本人会承认“企图用‘竹枪’来守住阵地真是幻想”的内在含义。而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听到日本人的“光有精神是不够的”的论断时，我们知道这是通过在战场上、在工厂中与美国人的精神进行较量的过程中而得出的结论。就像日本人在战败后所说的那样：在战争中，他们“完全是凭主观感觉行事的”。
比日本这种不计较伤亡人数思想更极端的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西方任何军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后，发觉自己根本没有希望取得胜利的情况下都会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觉得自己很光荣，而且根据国际协议，他们的名字会很快通报给他的祖国，以便让他们的家人知道他们还活着。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作为平民，他都不会觉得有任何愧对家族的地方。然而，日本人却不这么想。荣誉就是战斗至死。在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入敌军进行自杀性的冲锋。他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投降。如果日本士兵由于受伤或丧失知觉而作了俘虏，那他就“再也没法在日本抬头做人了”。他丧失了名誉，那个以前的他已经“死”了。
当然，日本军规中有上述的规定，但在前线却显然没必要再对此进行特别的教育。日军忠实实践着这条军纪，以至在北缅会战中，被俘者与战死者的比例为142比17，166，也就是1比120。而且，这142名被俘者中，除少数以外，在被俘时都已负伤或已昏迷。一个人独自来或两、三个人结伴来“投降”的情况就更少了。在西方国家里，有个公认的原则是如果阵亡者达到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这个仗就不值得再打下去了。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率大约是4比1。日军在霍兰迪亚(Hollandia)第一次大规模投降中，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率为1比5，这与北缅的1比120比起来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