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追溯日本文化の千年

前些日子刚做完日本文化的研究，留下一大堆资料，不知道有没有人想看看的。
还是蛮有趣的。

相信有不少人都知道日本人跪坐的习惯。而且，这个习惯似乎是日本人的专利。虽然现代日本年轻人从小就过惯椅子或是沙发生活，不过造访人家时，若是被请进和室（榻榻米房），除非主人关照说可以改为随意坐式，要不然还是得乖乖跪坐在座垫上。
据说，这种跪坐方式，始于室町时代（1336–1573）末期，在这之前，日本人的坐法跟韩国人相同，男人是盘坐，女人是竖立着单膝半跪坐着。后来茶道茶室被设计为很小一个房间，盘坐会碰到邻人膝盖，才改为跪坐方式。另一种说法是，室町末期的女人和服下摆变成直筒式，无法保持竖立单膝的坐法，才改为跪坐的。
造访日本人家被请进和室时，一般来讲得在房外先跪坐着，双手平贴在膝下，一边打招呼一边行个深礼，进房后跪坐到座垫前，也得行个礼道句「失礼」。当然啦，熟悉的亲朋好友是不会讲究这么多，不过即使是亲朋好友，在进房与退房前，也得行个轻微的礼。而且，脚不能踏在门槛上。这在自己家也是一样。
其实这是一种日本式境界通行仪式。日本各地乡村的村境，一定都有地藏菩萨，村人进出时都会在地藏菩萨前合掌祈求旅途平安，或报告已平安回来等事。这种习俗缩小至家或房间的单位，就变成上述那种外国人可能会感到烦冗的礼仪。
不过，这种境界通行仪式，并非只是日本民族才有。阿尔卑斯山或安第斯山脉等全球主要山脉的山顶，都留有许多古代祭奠遗迹。古代希腊的斯巴达王（Sparta），善于打战，但是每逢远征时，也都会在国境祭拜宙斯神，占卜胜败。
只是，将这种境界通行仪式不惮其烦地搬到家中的，大概只有日本人吧。

有人问：日本女人和服背后那个包包，有什么作用？
其实那不是包包，是腰带的打结。桃山时代（1582－1600），丰臣秀吉积极倡导海外贸易，招引许多传教士远渡重洋到这个东方极地岛国。当时日本人见传教士的外袍是用绳子状的带子系住的，很感兴趣，纷纷模仿，日后又受朝鲜传统服的宽腰带影向，才逐渐演变成今日和服那种包包结腰带。
最初只是将编成绳子状的带子，层层缠在身上而已。这是名古屋绳带与博多绳带的起源。江户时代才改为宽腰带。本来也只是三、四公分宽的腰带，后来渐渐加宽，成为今日需折两半缠在腰上的腰带。但是这种缠法会隐没女性的三围，变成上下一般粗的圆柱形身材，于是女人们便想出在腰带上打结的方法，并且尽量让打结靠近胸部，以强调曲线。
和服腰带的打结，起初也跟全球所有男性皮带一样，结在正面，打结也很小。不过腰带本来的目的就是想引人注目，只好越打越大，最后大到看不到脚趾，走起路来像挺个啤酒肚子。又因这样一来行动反而不方便，江户时代初期，日本女人干脆来个史无前例的服饰造反，将腰带的打结搬到背后。并将西方妇女不可欠缺的项链、胸针等装饰品，全改头换面成为绳带或是其他，统统装饰在前面或背后的腰带上。所以请别小看那个包包，那个包包其实很有学问的，细看之下，能看出你出身良好或是贫贱。穿和服时，也通常不能戴其他闪闪发光的首饰。
另外，和服下摆的风花水月花纹，走动时会如何摆动、会增添多少女人的韵味，都是经过细心研究后才被设计出的。在这些花纹上，又该系上何种颜色或花纹的腰带与绳带，也是一门非临时抱佛脚便能暗记住的美学。

七月七日是七夕节。日语念成TANABATA。
TANA的语源是「棚」，HATA的语源是「机」，二者连起来念，HATA要加浊音成BATA，是织女之意。牛郎织女这个悲恋传说，据说缘起于中国太白山汉水。遣唐使于七世纪带回日本后，当时的文化人士皆迷恋上这个罗曼史传说。
七世纪奈良时代末期的《万叶集》里有许多吟咏牛郎织女的和歌；九世纪平安时代的《古今和歌集》里，更有不少歌颂牛郎织女的诗词。
织女今宵会，相逢事不常
明朝离别后，相隔一年长
桨击银河水，闻声恋意浓<
牛郎同织女，今夕喜相逢
（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杨烈译《万叶集》）
牛郎织女传说之所以会在日本扎根并衍生成每年定例节日，在于日本古来就有许多关于织女的传说，此外盂兰盆会的祭神仪式也跟织女有关。最有名的传说是「夕鹤」：话说有个庄稼汉，某天偶然救了一只受伤的白鹤，日后白鹤化身为人间女子下嫁给庄稼汉，并每夜躲在房里织布，替丈夫赚了不少钱。可是丈夫不守夫妻间的诺言，偷偷瞧见妻子织布时的白鹤真面目，造成妻子离他远去的结果。实际的祭神仪式则是每逢农历七月的盂兰盆会时，为了迎接神明下凡，必须在远离村落的河边或海边，搭建一栋小屋，让一位未婚处女闭居几天，终日坐在纺织机前嘎嗒嘎嗒地织布。日本的织女，指的正是这位迎接神明的处女。
天上的牛郎织女之间隔有一道银河，地上的织女神明之间也隔有一道河川，因此，中国的传说与日本的祭神仪式一拍即合，衍生为定例节日，流传至现代。
平安时代的七夕节，当天得沐浴七次、用餐七次。再向天星供奉七种食物：桃、梨、茄子、瓜、大豆、干鲍、干鲷，并在楸叶上扎下各七根的金银线针。
十三世纪的室町时代，是在七片楮叶上写下七首和歌，余兴节目是七游：竞赛和歌、扔绣球、下棋、玩花骨牌、贝合（将三百六十个形状优美的蛤蜊贝分成两半，铺在席上，再去找成对的贝壳）、射箭、闻香。
十六世纪以后的江户时代，初期是在供奉台上摆置七个砚台（祈求孩子们学业有成），再将瓜或鲍切成七片各放在七个盘子里，最后点上七个灯笼。末期转变成在竹叶上悬挂写上该年心愿的诗笺，直至今日。
三、四十年前，过旧历七夕节的地方，因为正逢孩子放暑假，而且是全国住在异地的人归乡扫墓时期，七夕节通常也是一家团圆的日子。当天，祖父母们忙着捻纸捻，爸爸赶早到山上砍竹叶，妈妈悠哉游哉地在桌前磨墨，然后一家老少大小用毛笔写下今年的心愿，悬挂在竹叶上，装饰在房内一隅。
二十世纪末的今日，月历上的七夕节是新历，正逢梅雨期。孩子们要上学，父母们要上班，七夕节就只好在学校过。这天，幼稚园生、小学生们，放学时会各自在肩上扛着一把悬挂着一大堆花花绿绿折纸的竹叶回家。折纸上写有孩子们的小小心愿。国中生们则在学校准备的竹叶上，挂下自己的心愿。高中生呢？据说已不玩这种幼齿游戏了。
家中没有小朋友只有小畜牲的我，当然也没准备竹叶，只在晚上抱着喵喵到阳台，仰望着星空许下一个心愿：希望今年家中不管是二脚的或是四脚的，都能无疾无病平安过一年。

如果我说，「经济」、「社会」、「哲学」、「人权」、「解放」、「主义」、「知识」、「教授」、「文化」……，这些词汇，是日本人创造出的，是不是会令许多以中文为母语的人跌破眼镜、摔倒在电脑前？实在很抱歉，不过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所以请各位网友先重新戴上眼镜，不戴眼镜的人也请您从椅子下爬起，再度坐到电脑前，听我娓娓道来吧。
清朝末期，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成为各列强的侵略对象，逐渐沦为半殖民地。一些忧国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主张中国应该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发起戊戌变法。百日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帝，捕杀谭嗣同等六人，通缉康有为、梁启超，罢免维新派官员等数十人，废除光绪帝颁布的新政诏令。结果，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
到日本后，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报纸《清议报》与杂志《新民丛报》，一方面继续鼓吹维新运动，另一方面积极介绍日本的国情民风，并呼吁中国知识份子学习日语、勤读日文书。他创办的报纸与杂志中，频繁使用了一些中文没有的日制汉语。因为当时日本有繁多的外文翻译书，一些中国原本不存在的西洋思想主义词汇，早就让日本翻译家创造出来了。梁启超大量运用这些日制汉语，将新知识介绍回中国。
接着是留日热潮。一八九六年，第一批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仅有十三人，但是到一九零五年时，就骤增至八千人。据说，一八九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之间，总计有六万一千多个留日学生陆续到日本学习新知识，其中正式自学校毕业的不及一万两千人。这些留日学生，一旦习得日文后，马上动手翻译各种日文书，在中国刮起一股日文翻译书旋风。这些翻译书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历史、地理、产业、医学、军事、文学、艺术等，根据一九四五年的资料记载，那个时代，被翻成中文的日文书，多达二千六百种。
当时的留日学生，不但组成「翻译组织」，创办《译书汇编》、《游学译编》杂志，甚至组成「教科书译辑社」团体，将日本所有中学生教科书全部翻成中文。除了翻译日文书之外，留日学生所写的文章中，也都大量引用日制汉语。反正都是汉字，不须要重新翻成中文。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坛出现许多留日派作家，主要人物有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夏衍等。这些中国新文艺代表作家，也都积极在自己的文章中使用日制汉语。例如中国大文豪，也是中国新文艺的领导者----鲁迅，就强烈主张旧有的中文不够用，必须导入外来语。鲁迅所谓的「外来语」，正是日制汉语。他的文章，中国味道非常浓厚，但是仔细寻找，还是可以找到「万年笔（钢笔）、日伞（洋伞）、人力车、定刻、构想、直面、车掌、残念（遗憾）、夕方（傍晚）、丸、时计（时钟）、名所、写真」等日文。
对于大量日制汉语涌入中国这事，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梁启超是赞成派代表，另一个翻译大师严复是反对派代表。梁启超虽然是赞成派代表，但是有些词，起初他也是无法接受，例如「经济」、「社会」这两个词。严复主张中国古语中有「经世济民」这个语句，可是「经世济民」是整治世间、救济人民的意思，应当相当于「政治」，而非「经济」。于是，梁启超用「资生学」、「富国学」、「平准学」；严复用「计学」，各自取代了「经济」这个词。其他例子有：物理学----格致学、地质学----地学、矿物学----金石学、杂志----丛报、社会----人群、论理学----名学、原料----天产之物、功利主义----乐利主义……；前者是日制汉语，后者是当时的翻译中文。这两种词汇曾经共存了一段日子，结果是日制汉语取得最终胜利，梁启超也就不得不使用「经济」、「社会」、「哲学」等这些日制汉语了。
另外有一点很有趣，就是为了翻译日文书，当时的翻译家「基于」日文文法，也不得不创造出一些中文新词出来：基于、关于、对于、由于、认为、成为、视为……。就连毛泽东那篇著名的「实践论」论文，里面的词句，正是有四分之一是日制汉语。
其实以上这些由来，不要说是中国人了，日本人本身也罕得有人知道。我是因为时常使用中日、日中辞典，本来就稍微有所涉猎，后来详细搜集了这方面的资料，才知道现代中文中，大约有上千个左右的词汇，都是来自日文的。所以先前跌破眼镜的人，请不用哀叹，因为老实招来，我是第一个先跌破眼镜、并且摔得四脚朝天的人。
什么？这没什么好惊奇的，不值得摔到椅子下？好，那么再来一段：共产党、干部、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福祉、营业中、人权、特权、背景、化石、环境、艺术、医学、独占、交流、否定、肯定、假设、解放、供给、说明、方法、共同、阶级、公开、希望、法律、活动、命令、失踪、投资、抗议……；对不起，不写了，上千个词汇，又没稿费可以领，我白写这么多干嘛？
总而言之，我非常佩服战前的日本翻译家，他们真是伟大。反观现代的日本翻译家，明明是有旧有日制汉语可以替代的词，却偏偏硬要翻成音译平假名，以炫耀自己的外语知识，使得一些上了年纪的日本人，在报上读者栏中叹道：我越来越看不懂现代日文了。所幸，忘了是去年或是前年，日本政府一声令下，将行政机关内流通的公文或是政令宣导文书中一些杂七杂八的音译词，通通改为原本就已经存在的日制汉语，以免国民看不懂。只是，到底真的改了没有，那就谁也无法确认喽。
附记：主要参考资料，取自上海外语大学陈生保教授所发表的论文。

十一月十五日是日本的「七五三节」，这天，三岁男女儿、五岁男儿、七岁女儿，都会穿上传统和式礼服，跟父母到神社拜拜，祈求身体健康、发育顺利。回家的时候，多半还会顺道绕到照相馆，拍一套全家福纪念照。
这个节日，起源于七世纪的平安时代，到了江户时代时更普及到庶民之间。江户时代的大名（诸侯），最伤脑筋的是后裔问题，如果没有后裔，便会被幕府（德川将军）废名或灭门。只是，不知道为何，一般大名家的第一夫人即使有幸受孕，也罕得产下男婴，就算是顺利得嗣，通常也是虚弱多病，夭折例子很多。更糟糕的是，侧室经常也难逃这种恶运。所以家臣们总是得为了寻求门当户对的养子而奔波劳碌。
民间也是一样。江户时代有句谚语：「孩子不到七岁，是神佛的子弟。」意思是说，孩子未满七岁之前，父母只是暂时代替神佛照顾孩子而已。所以七岁之前的孩子若是遭遇不幸，父母通常也不办理正式殡葬；另一方面，若是犯了罪，不但不必接受制裁，父母的罪也不会连累到孩子。
这是出于当时的社会，尤其是都市地区人口骤增，致使环境恶化，霍乱、流行性感冒蔓延猖獗，也没有现代医疗设备可以预防，加上时常遭逢天灾、饥馑，所以才会萌生上述的观念。江户时代的人口始终维持在一定数字上，增加缓慢，除了社会集体晚婚以外，幼儿早夭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孩子落地后，第七天有「七夜日」，满月时有「拜神社日」等习俗，都是祈求孩子能够顺利成长的惯例。这些惯例，一直沿袭到今日。
为了后裔，大名家跟庶民都如此煞费苦心了，将军家当然也不例外。德川家到了第三代家光将军时，后裔们的气派与风度都已经失去战国时代的粗犷与坚韧，家光又有同性恋的癖好，使得家光乳母春日局心力交瘁，忧心不已。家光到三十七岁时才幸得长子（第四代将军），四十一岁时，侧室产下次子（第五代将军）；长子生来就孱弱多病，家光只好将希望凝聚在次子身上。次子虚岁五岁时，家光便迫不及待地选了个吉日，为次子设宴庆贺，祈求他顺利长大成人。这个吉日，正是十一月十五日。「七五三节」也就这样传开到大名与庶民之间。
江户时代的川柳（五、七、五字的诙谐、讽刺短诗），有这么一句：
十一月十五
争妍斗艳在江户
骑脖子娃儿
还有一句：
打肿脸充胖
腰带与裤裙礼服
总计十二两
由这两句看来，可以想象得出，三、四百年前的江户时代父母，与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父母毫无两样，都得在同一天忍痛挥霍大钞，把孩子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再沾沾自喜地带孩子们到神社合掌叩拜。唯一不同的是，江户时代的父亲们在参拜神社之后，会让孩子骑在脖子上，到街上闲荡，彼此较量一番；现代父母们，则是牵着孩子们跨进照相馆，拍下一生一度的纪念照。
我家两个儿子，正好相差两岁，所以在他们各自满三岁与五岁时，给他们同时祝贺了「七五三节」。我记得当时我跟前夫是满面春风、得意洋洋地牵着他们在街上招摇过市，可是事隔十几年后，他们每次看到当时的纪念照，总是会损我们两句：「一定是你们舍不得花钱买礼服，才把我们装扮成这个模样！」
儿子啊，你们听老妈解释一下，凭良心讲，当时绝对绝对不是舍不得花钱，而是凑巧有人送来这两套衣服，才……这个……那个……的嘛！不过老实说来，那天不管是在神社，或是在大街小巷，你们确实是出尽了风头。嗯，这点老妈可以用力大拍胸脯向你们保证。呵呵～

在家中，我算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身份。平常，也不会感到膝下没有女儿会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不过，每年到了这个时期，我总是会见景伤情，时时怀着一丝「要是有个女儿不多好」的淡淡遗憾，跨出超市门口。这个时期，每家超市、百货公司，都会摆饰出女儿节当天祭祀的甜点糕饼。我家因为没有女儿，所以我每次都只能傻傻地立在柜台前望梅止渴，频频咽下口水。
其实也不是想吃那甜点糕饼，我向来是不喜欢吃甜点的。遗憾的情怀，是不能在女儿节那天过节的……那种被屏斥在墙外的寂寥。家中没有女儿就不能过女儿节吗？是的。那是当母亲的每年为未婚女儿办仪式的节日。主角是未婚女儿，主办者是女儿的母亲，是女生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三月三日女儿节，本来只是八世纪平安时代宫廷贵族女子之间，互相在纸偶人身上换穿衣裳的游戏，与现代小女孩办的家家酒游戏类似。流传到十三世纪室町时代时，才逐渐统一在三月三日过节。直至十六世纪江户时代，这个节日才在庶民之间盛行起来；也是在江户时代，开始装饰起雏偶人。

女儿节的正式名称是「雏祭」（hinamaturi），又因为是桃花盛开的季节，所以也称为「桃花节」。这天，如果家中有未满周岁的女儿，当母亲的就得准备「散寿司饭」（寿司饭上添加许多鱼介、蛋丝等）与蛤蜊汤，招待来庆贺节日的亲朋好友们。「散寿司饭」因为看上去鲜艳华丽，很适合女儿节的主菜；蛤蜊汤是因为蛤蜊的贝壳，只能是唯一的一对，所以象征女孩子的贞操。其实，说穿了也只是这个时期恰好是蛤蜊盛产期，可以吃到新鲜的鱼介类而已。
因为是女儿当家作主的节日，所以雏偶人通常也是娘家外公外婆赠送的。现代家庭都是外公外婆事前先包好红包，让年轻夫妇们去选购自己中意的雏偶人，其他伯叔姑姨们则是当天包红包来。雏坛上的雏偶人，大约摆饰一个月后，才小心翼翼地收存起来，等第二年时再拿出来重新摆饰。至于返礼，以前是红豆饭与红、白四方糖，现在已经不再计较非红豆饭不可了，一盒馅饼附上娃娃照片就行。

往昔，每逢邻家妈妈们忙着筹措女儿节的一切琐事时，我总是暗自庆幸，还好家中没有女儿。儿子们上小学以后，我的庆幸，逐渐变化成阿Q论调：「哼！你们家有女儿节，我们家有男儿节。女儿节只不过是在家中摆饰娃娃而已嘛，咱们男儿节是在院子中高高挂起鲤鱼旗帜，鲤鱼腾空飘荡，多风光！」然后，随着年纪渐长，我想过女儿节的心愿，竟日渐恳切起来。
想想嘛，女儿节前二周开始，上自娘家外婆，下至自己的女儿，都是这个节日的主角。男孩子一上国中，便不会为了院子中有五只鲤鱼旗帜腾空飞扬而欢呼；女孩子可就不同了，每年摆饰的雏偶人会逐年增加，婚后还可以继续为女儿过节，当了外婆以后也可以为外孙女筹备雏偶人。有些名门世家，每年摆饰的雏坛都很壮观，由于代代相传，雏偶人可积存至几十几百具，房间不大的话，还不够地方摆饰呢。

祖先是诸侯大名的世家，雏偶人都有几百年的历史，可列为国家指定的特别文物。而且雏坛上不只是有天子与太后，第二阶以下还有女官、负责奏乐的五雏童、侍从、听差等，家具日用品也不能少。一桥家（将军一门的御三卿家之一，另外二家是田安家与清水家）祖传的雏坛，甚至还有殿下上京时的旅途用具。
我从未庆贺过女儿节。当人家的女儿时，母亲不懂日本的传统节日；自己当了母亲之后，又因为膝下没有女儿，只有咬着手指干瞪眼的份。今年的女儿节，我也只是按照惯例买了桃花回来装饰在壁龛而已。壁龛摆饰有挂轴、等身大铠甲大将、古玩、桃花树枝，却没有雏偶人。我是女生，在女儿节这天，家中没有雏偶人，总觉得好像缺少了那么一点说不上来的气氛。
所以，最近有个打算，想说等儿子们独立之后，每年都给它搜集一具雏偶人，自己独自过我的女儿节。我是人家的外孙女，也是人家的女儿，更是人家的母亲，我，当然有权利过女儿节。

骑车到超市途中，瞄见路边有一「无人摊贩」，突然想到，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的这种摊贩，或许是日本独特的买卖方式？这些摊贩通常只是在路边树下搭个简陋架子，上面搁着可能是清晨刚收获的蔬菜，用塑胶袋装成一袋袋，再贴张纸条：「一袋XX圆」，另外有一个纸箱子而已。就是让客人自己选择商品，自己丢钱到纸箱子内。找钱，也是客人自己来。许多地方都市的公路上，也常见这种摊贩，商品通常是当地的特产水果。
日本的神社与寺庙前，都有神签，或是占卦，这也是另类的「无人摊贩」，让求签香客自己扔钱抽签。都会闹区一些报摊，也是只标明早报多少钱、晚报多少钱，任人自行拿取。由于无人在旁监督，付不付费全凭个人良心。据说，几乎没有人会特意去「偷」。一般来讲，当日本人是「个人」立场时，非常老实；组成小集团时，才容易营私舞弊。孤单一人呆呆站立在明明没有车辆往来的红绿灯前，盯视着红灯转绿的光景，似乎只能在日本国内撞见。这种行为，时时被外国人嘲笑是一种「不懂得见机行事」的蠢态。
日本人在相当早的时期，便已经结束混血时代，成为同一民族。而且，从来没有经历过游牧生活、漂泊生活，以及集体移动的生活时代。再者，明治维新之前的江户时代是锁国制度，鲜少与异民族交流，或是被异民族征服。因此，日本人之间的共同体意识非常浓厚，团结心也格外强。由于这种共同体意识深入肺腑，才会在日本人精神构造中，形成相互信赖的根基，延伸成「付不付费凭你良心自决」的买卖方式。换句话说，对方既然如此信赖你，你也得诚心相待，否则你便会沦为「不知耻」的人。这跟日本岛国风土可能有关，在四面环海、群岛散列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若是不建立起信赖关系，可能很难生存下去。
古时候，每个山岭上，都有贩卖草鞋的「无人摊贩」，村民或是旅人只要把铜板扔进竹筒内，便可以换上新草鞋继续赶路。还有一种可能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买卖方式，也是能证明日本人之间信赖关系的终极例子：「富山药商」。「富山药商」的原点是奈良县寺院的「舍药」，寺院拥有药圃，本来是免费施舍给一般香客，后来人口逐渐增多，寺院本身也需要药草栽培费用，便开始按实价销售。卖药的人正是「香具师」（yasi），日后逐渐演变为江湖商人或是艺人。
奈良县有「西国三十三所」灵地，香客络绎不绝。「香具师」起初是在香客巡礼的路边贩卖药草，但是香客一旦回到乡里之后，通常会再度来信要求药草，寺院只好派遣使者递送药草，时日一久，便形成一种行商组织。到了江户时代，富山藩农民因为冬天积雪很深，只得代替寺院于农闲期集体到外地行商。他们到各个农村留下各种药丸，一年后，再来收费，并送来新药丸。这可以说是比「无人摊贩」更大胆，且是百分之百的信用买卖制度。
明治维新以后，「富山药商」不但没有衰落，反而逐年兴盛起来。我家曾经是「富山药商」的客户之一。家中有幼儿的家庭，因为小孩随时会发高烧、拉肚子，通常家中都有「富山药商」的救急箱。救急箱内有许多家庭急用药品，推销员每月一次会来检查救急箱内的药品，再计算用过的药费，并填补新药品。当然，在药局与医院都很发达的今日，「富山药商」想要维持他们的买卖方法，必需不时努力研究出药效好的药品。另外，推销员本身也是一种医疗谘询者，每月一次的访问，等于是定期来与客户商讨医疗问题。由于是百分之百的信用商法，「富山药商」推销员的戒律非常严格，例如，即使与客户已经非常熟悉，也绝对不能随便碰触客户家中的任何物品。在道德方面上，更不准在自己担当地区内，与客户发生男女关系。（据网友告知，这种「寄放药袋」的买卖方式，后来随日本殖民，也进入台湾，直到五十年代左右，台湾家家户户墙上都还挂有这种「药袋」呢。）
不管是「无人摊贩」或是「富山药商」方式，起初都是因为当时封建社会禁止人民自由移动，才会发达起来的。不过，这种「先使用后付款」或是「无人摊贩」，在二十一世纪的今日，仍能如此一脉相传下来，我想，根基还是在于岛国人彼此之间的信赖关系。大概正是所谓的「耻文化」，令日本人不敢去偷「无人摊贩」上的蔬菜或是金钱吧。
其实，日常生活中，同样随处可以撞见这种信赖关系的例子。比如说，一般家庭主妇都是骑自行车到超市买菜，而每家超市前，也都一定设置有自行车存放处。仔细巡看，你会发现，几十甚至几百辆自行车，罕见有上锁的。许多人甚至在菜篮内随意搁置着装有商品的袋子，径自到超市内逛个一小时、二小时，也不会担心袋子会有被人偷走的可能。我在日本生活了将近三十年，就从未听过菜篮内的东西被人偷走的事例。我自己当然也时常在机车篮子内搁置着不算便宜的健康药品与化妆品，跑进超市闲逛，一点都不担心出来后东西会不翼而飞。不过，某些大都会的闹市，我就不敢做任何保证了。
（本文刊载于《贸易杂志》第1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