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所谓“文库”者，即图书馆。内阁文库、宫内厅书陵部、静嘉堂文库、尊经阁文库、东洋文库等都是日本著名的文库，藏书极为丰富，前两者为日本官方文库，而后三者则是学术研究资料的重要来源，东洋文库最为有名。
尊经阁文库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不及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声名显著，但其图书典藏别有特色，在域外汉学的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尊经阁文库是日本前田氏的私家图书馆，自16世纪中，前田氏即为日本加贺藩主。第三代藩主前田利常喜好收集图书文物，第四代藩主前田光高亦然。而第五代藩主前田纲纪(1643-1724)则格外注重搜集图书、搜求文献，对中国的和日本的古本、抄本、珍本典籍的收罗不遗余力。早在16世纪末，日本入侵朝鲜时曾掠夺大量书籍，后流转于日本国内，成为商品，前田氏是这些书籍的积极购求者之一，这样，前田氏家藏图书就形成兼具和（旧本)、汉(中国)、韩(朝鲜)三国文献的特色。前田纲纪具备一定的学者眼光，他曾立一屏风，对其收存的图书、文献、文物分门别类、各自立项记录，如图书有“古笔书”、“古书”、“金箧异书”等名目;古文书有“古迹文征”、“事林明证”等名目;工艺品则总称《百工比照》，下分“族旗”、“甲宵”、“羽织”、“马具”、“金具”等20余种类别，这就是有名的“燕间总目屏风”。这不仅可使收存有条不紊，且对进一步收集活动展示了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前田纲纪还编写了《桑华书志》，登录家藏图书，“桑”即扶桑，指日本，“华”即中华，这是日本的一种较早的私家目录学著述。因此，前田纲纪是其家藏图书事业的奠基人。
在《桑华书志》中，，前田纲纪本人收罗的图书称为“尊经阁藏书”，是当时藏书中的骨干，后世在此基础上扩充、发展，至日本明治时期，前田氏藏书之所即定称为“尊经阁文库”。1926年，前田氏设立育德财团，进行所藏珍稀图书的影印复制工作。1949年前后，改称“前田育德会”，前田育德会作为尊经阁文库的法人，经营和掌管文库，实际上二名一体，至今门牌上并列写明“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字样:“育德”二字出自《易经》中“君子以果行育德”一语，前田纲纪曾将其庭园命名为“育德园”，这便是前田育德会名称之由来。
尊经阁文库藏书丰富，有日本图书2万多种，汉籍1.7万种，其他档案文书等文献5600种，且多绝版之书及珍稀之本。汉籍以明代图书居多，亦不乏宋元善本。例如《重广会史》100卷，《宋史·艺文志》中有所著录，内容为分类抄编正史中史事，上起《史记》，下至《新唐书》。此书在中国已久佚不存，尊经阁文库所藏之本得自朝鲜，是为天下孤本。1928年，尊经阁文库将其影印若干部分赠日本主要大图书馆，但不出售，近年中华书局亦据影印本再为影印出版，方稍有流传。尊经阁文库还存有唐朝萨守真撰《天地瑞祥志》一书的日本抄本，此书原本已佚失无存，抄本乃为天地间仅存之本。其他如元版本《历代诸史君臣事实笺解》、明代著述《公族传略》、《史汉合编题评》等均为久佚的中国史籍。其他如《将略标》66卷、《兵机类纂》32卷、《武库纂略》10卷等明末之书，亦已成为海内外极为稀见之书。在尊经阁文库所藏图书和文物中，有22种被日本国家定为国宝，69种定为重要文化财产。国宝中有中国唐朝拓成的王羲之书法字帖，重要文化财中有宋版《世说新语》、《重广会史》、《春秋左氏音义》、《冲虚至德真经》、《宾退录》等中国古籍。尊经阁文库曾将部分珍稀图书影印，编为“尊经阁丛刊”，《重广会史》、《世说新语》、《冲虚至德真经》等即收入其中。近年又编印《尊经阁善本影印集成》，体现了嘉惠学界，而不罄断居奇的开明精神。
尊经阁文库原在东京本乡的前田氏旧宅邸内，与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相毗邻。东京帝国大学为将农学部迁至校本部，遂与前田氏互换地产。于是，尊经阁文库于1927年之后重建，新址位于今东京都目黑区美丽的驹场公园西侧，这里花香鸟语、林木苍翠，书库楼舍掩映于绿荫之中，环境幽雅别致。院门至书楼之间，是一段碎石雨路，可将来人的鞋底磨洗得干干净净(日本皇宫前广场亦铺同样碎石)。文库内不设专门对外的阅览室，阅览者与馆内工作人员同处，工作人员随时可以放下手边的图书整理与研究工作而为读者服务。室两侧屋角各有一壁完，内置披甲握刀武士塑像，一坐一立，十分威武。塑像乃是按照前田氏原先的家臣奥村、村井二人形貌制作。1827年，德川幕府第11代将军德川家齐将女儿嫁与前田齐泰，前田家为此修整园林，建造院门并漆成红色，左右门柱内即安放这两尊武士塑像，这就是著名的“红门”，是日本重要文化财产级的文物，今为东京大学校门之一。
尊经阁文库对读者接待热情、服务周到，编有《尊经阁文库国书分类目录》、《尊经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尊经阁文库加越能文献书目》及索引，检索图书十分方便。即使善本、孤本，只要预约，一般也都提供阅览。下午3时许，工作人员照例要进用间食，倘若读者人数不多，主人会向读者也赠送1份，一碟精致的点心、一盏清茶、使气氛显得无比温馨，给读者留下难以磨灭的美好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