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一问黑礁12集那说的暴乱是什么事件?

引用

最初由 GLTM64 发布
也许我们自己感受不到，其实很多国家的人是把毛泽东放在和拿破仑、切·格瓦拉一个高度来崇拜的，比如泰森他胳膊上的文身就……

切·格瓦拉和老毛完全不同，真要说起来，他还满崇拜老毛的。但是格瓦拉对权利和政治斗争没有任何兴趣，这也是他最后几年悲剧性遭遇的根本原因吧，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单从世界革命上来说，格瓦拉比老毛要伟大的多……

日本人向来就崇拜"强"的东西,对于领导中国获得民族独立,敢于蔑视美国和东西方列强的毛泽东,在那个年代自然有很多崇拜的人~

没想到中国的红色政权竟然影响到一匹日本青年。

引用

最初由 萬里小路隆光 发布


説到赤軍，第一個想到的是“淺間山莊”……

:D 今天又学到了点东西..

所谓的神风攻击队么?= =

无良转贴下...

日本赤军——曾经的理想主义者[转贴 2006-05-14 18:50:45 | 发表者: xnz]


赤军——曾经的理想主义者


2001年重信房子在解散赤军的声明中表示：
　　我们虽然与阿拉伯社会共存亡，但没有负起根植于日本社会的历史责任，因而我们的斗争是不充分和错误的。日本人民已不希望武装斗争，不存在这种条件和状况。我们可以重新走和平道路。作为同志们的意志，在以日本为起点重新起步之际，宣布解散日本赤军，向新形式的斗争方式挑战。
　　
　　重信房子2000年11月在日本国内潜伏时被捕，这个女儿是她在中东期间与当地的一位巴勒斯坦活动家生下的混血儿。重信房子被捕后，女儿通过DNA鉴定确定了与重信的亲子关系，取得了日本国籍，中断了在贝鲁特的硕士课程，于2001年春返回日本。重信房子的女儿在回国后经常到监狱探望母亲，并参加法庭的旁听。她无法认同别人将赤军的斗争等同于美国所说的恐怖活动的说法，在她和支持者的眼中，母亲是“革命者”，曾被视为“英雄”；但在日本和西方世界，母亲又被视做“恐怖主义罪犯”。这个落差让她难以忍受。

“9·11”事件的当晚，重信的女儿也坐在电视机前，看到了被一遍遍播放的世贸大厦坍塌的悲惨画面。但对自幼曾在巴勒斯坦难民营中生活过的她来说，身边的人在突然的空袭和枪击中被夺取生命的情况实在是司空见惯，尽管规模不同。因此，她对于美国总统布什发誓要进行报复的态度不无抵触。她说：“滥杀无辜绝对是错误的，但正是美国政府自己制造了恐怖主义，给市民带来了危险，他们首先应对此道歉。”
　　
　　 但她母亲早在2001年4月14日已致信支持者的集会，声明解散日本赤军。声明说：“我们虽然与阿拉伯社会共存亡，但没有负起根植于日本社会的历史责任，因而我们的斗争是不充分和错误的。日本人民已不希望武装斗争，不存在这种条件和状况。我们可以重新走和平道路。作为同志们的意志，在以日本为起点重新起步之际，宣布解散日本赤军，向新形式的斗争方式挑战。”2001年9月26日，她母亲又在公审中，呼吁美国切断暴力的连锁反应，并坦承“这是反省过去自己将希望和幻想寄托在暴力上的过错的缘故”。
　　
　　日本赤军，这个曾经令日本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十分头痛的组织在领袖人物重信房子的解散声明中终于结束了其“斗争”的历史，虽然她的声明并没有完全令日本政府放松警惕。那么，他们是如何走上极端道路，制造过哪些惊心动魄的事件，最后为什么又放弃了暴力斗争呢？
　　
　　 时间倒流回30多年前，日本社会正值左翼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赤军的成员当时多半是学生运动的激进成员。由于当局的压制，后来一些人走上了过激的武装化道路，由此诞生了赤军派组织和“东亚反日武装阵线”。后者在日本国内策划和实施了一系列爆炸案，包括爆破“兴亚观音像”（由南京大屠杀时指挥日本军队占领南京的指挥官松井石根所建）和“殉国七士碑”（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慰灵碑），实施三菱重工爆炸案（他们认为大企业是实施帝国主义掠夺的先头兵），策划爆破列车暗杀昭和天皇（未成功）。赤军则是在国内遭到镇压的情况下将目光转向了海外，要在国际上建立革命的根据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1970年劫机到了朝鲜，一些人在1971年先后到了中东，与当地游击队战斗到一起。
　　
　　 重信房子在赤军派到中东的组织中充当了政治领袖的角色，打出了“日本赤军”的旗号。当时留在日本国内的赤军派组织“联合赤军”由于内讧和遭到日本政府的镇压而很快被消灭。但日本赤军则在海外活动了30年，制造了一系列令以色列和日本、美国等西方政府感到震惊不已的恐怖袭击事件，日本赤军从而被西方国家列为日本第一个国际性的恐怖组织。在日本赤军制造的一系列事件中，袭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1972年5月），袭击海牙的法国使馆（1974年9月）和吉隆坡的美国大使馆（1975年8月）事件等使西方国家再不能忽视赤军的存在。
　　
　　 袭击特拉维夫机场事件造成100多人的伤亡，大多数为无辜平民。执行此次行动任务的3名赤军“战士”有两名当场实施自杀性爆炸身亡（一说是被以色列警方击毙），1名被以色列警方逮捕。被逮捕者名为冈本公三，他在以色列的军事法庭上陈述动机时说：“作为日本人当然应该回日本闹革命，但我认为世界革命应该在全世界发起，不应该有地域性特点。”
　　
　　 但暴力事件的频发和升级并没有令赤军的“世界革命”获得成功，而是使他们一步步走向孤立。尤其是东西方冷战的结束，更使他们赖以生存的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原来愿意为他们提供栖身地的国家也不愿意再为他们提供庇护，走投无路的赤军成员一个个被逮捕。他们正在逐渐地被遗忘，在左翼活动大多已没有了声音的日本社会，年轻人沉湎于现实的物质生活，没有多少人愿意了解赤军的情况。
　　
　　 重信房子为她的女儿起名“Shigeinobu May”（重信五月），据说就是源于对特拉维夫机场事件的。重信女儿在日本的活动勾起了人们对往事的记忆，同时也引起了日本人对中东问题的更多关注。重信的女儿在日本活动时，在名片上印的汉字为重信命（“May”在日语中也可写作“命”）。她在诠释自己的名字时说：“和平的含意是共生和尊重生命，而不是简单地指没有战争。我为28年来第一次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名字而感到自豪。


作为重信房子的父亲

重信广末著 燕子译

　　
　　房子去国外时，我曾对她说：“不要回来了。”去哪里、干什么，我全不知道。但是，革命家总是在时代的潮流中艰苦、严峻而孤独地生 活。失败时自然不言说，即便成功(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为零)，生还的希望也几乎没有。革命就是找死——尽管现在我不想讲述我自己的经 验，但是我这样告诉她。房子的名字如此被人议论纷纷，成为热门的话题，大概总是出于好意吧。各种各样的人将刊载我女儿的消息与报 道的报纸、周刊杂志寄给我。这些写法全都口吻一致，无非房子曾经是优秀学生，到高中时代失足下水，终于摇身一变，成为经过千锤百 炼的硬骨头女斗士。
　　
　　“魔女”，“神秘的女人”——这样的标题的背后，我听到一种声音：这样的女儿究竟是如何培养教育出来的呢?
　　
　　同时使我想起“淀号”劫机犯的父母们、联合赤军战士的父母们。他们也与我一样，不，或许比我更加为自己的孩子们所犯下的错误与过失而深感痛苦吧。“究竟是怎样培养教育出来的呢?”他们也同样被世人责备着吧。可是，难道父母必须为已过了二十岁的子女们而备受责难，就该被戳后背吗?难道只要孩子们的父母还在世一天，他的父母就必须替他的孩子继续赎罪，抵偿前愆吗?
　　
　　有个被社会视为异类的女儿，我也实在感到过意不去。不仅是我，这也许是所有的孩子们当了赤军的父母们的共同的心境吧，假如能够的话，就是从现在开始也想纠正儿子们、女儿们的过错。他们犯下的罪孽，我们想抵偿。但是，孩子们早已飞到我们的手够不着的世界那
　　边去了。
　　
　　写关于房子的事情，不过是抒发老人不得已的叹息。 同时被一种仿佛将女儿的肉切开零售似的内疚与惭愧的心情纠缠着，这是事实。撇开思想方面的问题不谈，房子曾经是个好闺女。我如何培养教育房子的呢?不，房子是如何成长的呢?我不为自己，也不为房子，为与我同样痛苦而送走许多不眠之夜的人们，提起拙笔写下这些文字。
　　
　　在讲述抚育房子长大的家庭之前，有必要提及我自己的成长史。我于明治36年(1903)在鹿儿岛出生。父亲是当时人数极少的师范学校出身的教育工作者，母亲是枕崎的资本家小姐。因父母离婚，我是在父亲身边长大，度过童年的。我父亲虽学习成绩优秀，但极不擅长交际，不知道是否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当时尽管出身于师范学校的教育工作者为数不多，父亲却没有在大都会任教，而是在乡下不断调动工作。
　　
　　我记忆中的父亲，是被古汉文严格训练出来的古板人物。我们在他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出，对我们孩子来说，父亲简直就是需仰视的遥远的存在。即使现在谈及父亲，脑子里浮现的仍然是威严、拘谨又盛气凌人的形象。父亲在我十五岁时去世。我随着几位兄长辗转于大连、满洲等地。这样的漂泊，一直持续到我进入宫崎县的中学，开始独立生活为止。
　　
　　或许由于我在严厉的家庭生长的缘故，在朋友家中，看到别人父亲同孩子随便躺卧着在一起谈天说地，内心十分羡慕。在我的记忆中，同父亲谈话没什么好印象，更不用说推心置腹了。——从那以后，对于和谐、温馨的家庭的憧憬成为我的理想。
　　
　　我作为父亲的想法是，家庭首先是身心安静休息的场所。父亲在外，不得不应酬恭维，献殷勤，说谎话，若被人盯见，连小便都要忧三虑
　　四，但是回到自己的家——互相信赖，不用任何客套，能随心所欲的家，这将是怎样安稳平静的场所啊。其角有“傍晚乘凉，光着脊膀，生为须眉，一世不枉”的句子。夏天，太阳夕下，泡澡之后在南瓜棚架下，光着脊背，摇着大蒲扇，谁也不嘀咕什么。这样的父亲我觉得很亲切，家庭就应该是这样。
　　
　　写到这里，我想起不久前电视里有个节目讨论“父亲在家中穿短裤是好，还是不好?”有位著名的评论家还出席讨论，结论如何我早就丢 在脑后了，但这样实在奇妙的议论本身倒是记忆犹新。难道家庭一定要如此严肃、僵硬才算家庭吗?我本来就不赞成父亲的威严式的思考 方法，而主张尽可能地创造父母同孩子之间无拘无束的讨论、对话的时间和空间。这是父亲的责任，在此基础上才可能产生家庭亲人之间 的相互的深刻的信赖关系。我本人也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中学一毕业，加上服兵役的关系，我进入了东京物理学校(东京理科大学的前身)。 当时由于粮食匮乏，物资短缺，日本人能吃上淀粉类的 合成物已经算是梦想了。但我在东京只生活了半年，我觉得自己是乡下佬，完全失去了自信，不久就到了宫崎县。在宫崎县，我曾是一个很 快乐的少年，又有很多有实力的朋友，通过这个门路，我成了代课教员。在当时，代课教员如文字所示，被人们认为是很神圣的职业的。
　　
　　我本人不管怎么说，是受学生欢迎的教师。比如常带学生去后山采蘑菇等等。我自己有无数难以忘怀的回忆。这期间，发生了井上日昭血盟团事件(1932年9月，前藏相井上准之助在东京的驹本小学前下车，准备进行选举演说时，被血盟团团员小昭正用手枪射杀。同年3月三井银行理事长琢磨被射杀。血盟团是以井上日昭为中心、企图推动国家革新、由农村青年、学生组成的组织。他们的目标是一人杀一人，以政党、财阀、特权阶级为目标。首谋井上自首，其余团员被判刑——译者注)。我也作为一名团员参加(事件发生前一天被除名。——译者注)。那时我也是尽我所能，拼命努力。关于此事的叙述就此打住。


北田们：日本“68年世代”

　　
　　2002年3月30日晚上，正当人们处在观赏樱花的盛期之中，东京的日比谷公园内，发生了一名男性将汽油浇在自己身上，焚身自杀的惨剧。据称，这名男性是七十年代在黎巴嫩受过军事训练的“革命家”。
　　
　　据警方调查，住在神奈川县大和市的这名五十四岁的男性在自己身上浇上汽油自焚。他是日本“赤军”的同情者，曾组织支援被捕的“赤军”领袖重信房子的活动，年轻时曾参加过“东大纷争”，并和“赤军”的其他成员赶赴中东，在黎巴嫩受过军事训练。2001年4月，“赤军”宣布了“解散宣言”后，他的活动也转向领导抗议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的活动。他给“同志”留下遗书，表示自杀是对目前巴勒斯坦的现状束手无策的抗议。 我将这位自杀者以“北田”这个符号命名。因为，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春天的超度》的文章，在里面写了一位名为“北田”的日本左翼知识分子的故事，刊在《天涯》杂志2002年第二期。
　　
　　北田是日本“68年世代”的代名词。重信房子在2002年2月出版的《决定将你生在苹果树下》中这样概括日本“68年世代”：“他们有共同的回忆与怀念，共同的愤慨与激情，反对越南战争，反对王子野战医院为美帝服务，突入防卫厅，反对学费上涨。”大多数的北田是赤军的自发性群众外围，对革命抱有赤诚的幻想与热情。他积极参加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请愿，参加要求冲绳归还的游行；他可能是日本的红卫兵，崇拜毛泽东，毛1962年向日本劳动人民发表了重要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这给予了北田们极大的精神鼓舞与关怀。他们高呼着“毛万岁，万岁，万万岁”与“造反有理”同警察展开肉搏，设置路障，占领一个制高点，然后放高音喇叭，困守到底，如占领东大的安田讲堂。这点同中国红卫兵各派武斗战略相似，但日本红卫兵不具备独立的组织力量，没有严密的组织方式、制度、结构、教义、纪律，不需要谁的组织介绍，不需要向谁申请，通过谁的考验、批准，谁都可以自制袖章，扯起红旗。“全学连”(全国大学自治会总连合1948年9月成立)，“全共斗”(全国大学共斗会1969年9月结成)，虽以学校为单位组织，但也是学生自发性的运动，那唯一能被称作纲领性的东西，都是与学生自身实际利益相关的要求：如反对上涨学费，取消学生退学处分，学生宿舍的自我管理，增加学生打工的计时工钱等等。参加“全共斗”的学生有马克思主义者、存在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更多的纯粹是凑热闹、赶庙会的无党派激进分子，在“革命”与“解放”的招牌下享受青春与性。“全共斗”的头盔五颜六色，有白头盔上写黑字，有红头盔上写黑字，当时各党各派系各小山头林林总总，以头盔的颜色来划分。“全共斗”采取了与民主集中制相反的无组织原则，不存在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地方服从中央的指令。它是松散的，个人的，超越宗派的，因此在1968、1969年进人大众的同时跌入低潮。它虽然采纳了新左翼的钢盔加木棒的斗争方式，但它的暴力是观念性的，象征性的，温和性的。他们惧怕恐怖与流血。整个1960年代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运动中，与警察产生正面冲突而不幸死去的学生屈指可数。在日本众多的大学中，京大始终以反对中央集权的不屈的精神，追求学问与个性的真正自由与独立而别树一帜。早在1951年10月天皇访问京大时，就有二千多名学生准备了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公开质问状，高唱反战歌曲迎接天皇。
　　
　　日本红卫兵“全共斗”的斗争矛头与其说指向学校当局，指向政府，更多的是指向自我内心世界：青春期的苦闷与彷徨，对理想社会的憧憬
　　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就是后来成为日本赤军最高领导者的重信房子在回忆录中也坦率地承认她父亲年轻时是热情的民族主义者，曾欲参加
　　井上日昭的“一杀多生”的激进集团。重信为了表示同家庭帝国主义绝不妥协，表现自己的独立立场，高唱国际主义，鼓吹国际根据地论。以“淀号”劫机事件为教训，到没有国家这种形式压迫的地方建立国家。巴解斗争正是武装对抗美帝，是被压迫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斗争。后来陆续出版的革命青年回忆录，如奥平浩的《青春的墓标》，大概节子的《请给我温善》，坂口宏的《浅间山庄》等都纪录了他们的心路历程。
　　
　　日本没有形成成规模的红卫兵文学，全共斗文学。1968年起，东京新宿车站的西口广场及东口站内都有年轻人举着牌子在兜售自己的油印诗集，一本诗集价钱相当于大学食堂两三碗光头面。内容并无独到之处，多是反映全共斗运动的风貌。三十多年过去了，新宿车站卖油印诗集这一68现象还持续着。文学之外，以冈林信康为代表的新民歌游击队每个周末在新宿车站西口广场静静地演唱，他们用吉它代替了木棒，用泪水代替了钢盔，一曲《朋友哟》将数万名青年紧密联系在一起。投币式自动唱机里的西田佐和子《金合欢的雨停了时》、松尾和子的《再会》等都是解开那个时代的纽扣。我认识的北田家里有一台投币式自动唱机，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劳动者几年的工资。我第一次听到美籍德国人玛列勒·德多丽唱的“花儿们到哪儿去了”等反战歌曲就是从北田的投币唱机里。这首歌是1960年代著名的反战歌曲，在越南的战场上，在新宿车站，在世界各国，人们用不同的语言唱着这同一首歌。
1972年浅间山庄事件之前新左翼的各派系，各派系中的小山头主义蜂起，中核派、解放派、革马派、ML派(M．马克思，L．列宁)……发
　　生了血腥的内讧。各派之间以革命的名义与需要互相窃听，残杀，倾轧，复仇。新左翼被看成恐怖的杀人集团，这几十年各派以暴易暴的流
　　血斗争从未停止过。2000年2月，日本国铁东海道真鹤车站发生了一对中年男女被三人小组刺死事件，经调查为革马协内部派系路线斗争。革马协自称现有活动家三百人左右，强硬派与大众路线派之间流血斗争，死者已达七十人以上。由于他们都已年过五十，在日本被称为“父辈革命家”。中核派的奥浩平自杀时年仅二十二岁。他曾经勇敢地参加过阻止日本外相访韩斗争，被警察打断了鼻梁，然而内心更大的伤害在于他的恋人中原素子是早稻田大学学生，属于革马派。本来两人同属革共同派，但该派分裂为中核派与革马派，成为敌对派。革命，这把烧红的钳子烙断了他心灵的鼻梁。他在遗书中写道：“啊，活着是如此严峻的斗争吗?是如此激烈的分裂与被分裂吗?”
　　
　　1970年3月，赤军派为呼唤世界同时革命，劫日航飞机“淀号”飞往朝鲜，震惊世界。劫机者九人中年龄最大的田宫高磨只有二十七岁，最小的柴田胜宏只有十六岁，还是高一的学生。九人平均年龄不到二十二岁。除了柴田和另一名青工之外，全是一流的国、公、私立大学学生。“淀号”劫机组后来在平壤附近开辟了“日本革命村”，赤军派为了使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设立了“党创建准备委员会”，有计划地绑架欧洲日本留学生到北朝鲜与他们生儿育女，培养革命后代。最近原赤军派妻子八尾惠证言了受最高干部田宫的指示在伦敦诱拐、绑架当时 在语言学校学习的原神户外语大学有本惠子的真相。迄今为止，从欧洲、从日本本土被诱拐至北朝鲜的日本人已达十一人。现在这一问题已成为日本与朝鲜之间重要的外交难关。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劫机小组成员的后代——在北朝鲜长大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对父辈当年的革 命行为不予善评。在“淀号”劫机事件三十周年纪念会上，田宫的长女说：“父辈们，你们的行为虽然很勇敢，但是却脱离了社会常识，我们不愿走你们走过的道路。”2001年田宫、小西、田中的儿女们实现了她们的回国梦想。“三姑娘回国团”立即受到媒体的注目，她们对日本青年的流行歌曲、服装、发型、吃喝玩乐似乎并不陌生，也没有她们父辈年轻时的极端思想，对能迅速融入日本社会充满了信心，并希望她们的父辈积极配合审判，早日改悔出狱做一个普通人。
　　
　　浅间山庄事件及十四名联合赤军(实际为十五名，当时一女赤军已怀孕八个月)被内部整肃、惨遭杀害事件被曝光之后，日本国内革命从此一蹶不振。十四名青年怀着对革命的崇高信仰却被革命肃反，这使我想起1938年为了去无产阶级革命圣地莫斯科学习戏剧的冈田嘉子、杉本良吉一对革命恋人。当时嘉子已是红遍全日本的大明星，两人在严冬时节越过桦太进入前苏联，正碰上苏联大清洗，没有人会相信这两位锦衣玉食的日本人会为穷苦人而不惜生命，杉本立即被处予极刑。冈田在极寒地的西伯利亚度过了漫长的劳改生活，后作为前苏联对日谍报部日语教师幸存，晚年客死莫斯科。
　　
　　2002年2月是浅间山庄事件三十周年，也是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三十周年。前者媒体渲染不多，但是电视上出现了原赤军派成员首次接受记者采访的镜头。2002年初，我找了个机会前去浅间山庄探访。浅间山庄在长野县轻井泽，是日本著名的王公贵族避暑胜地，我找了间民宿住下，房东老太是当地人，浅间山庄事件的见证者。第二天乘坐出租车，司机叫阿部，也是三十年前的事件全过程的目击者，阿部先带我去看了纪念牺牲的两名警察的墓碑，然后上山，一路仔细给我讲解当年警察是如何围攻浅间山庄的。赤军派五人同防暴警察一千二百人进行了十天的枪战。冰天雪地的空旷中我仿佛听到来福枪、土炸弹、燃烧瓶撕裂着空气，那温热的血使我神经质地呕吐。直至今日，似乎老有一条血污的绷带在蒙住我的眼睛，勒索我的喉咙。
　　
　　坂口宏曾是东京水产大学学生，出生于千叶县，那儿从1960年代初起就展开了三里冢反对修建为美帝主义侵略亚洲而服务的成田机场的斗争。为了做一个彻底的劳工阶级，他大学二年级退学，之后热心钻研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革命理论。当时的激进青年都以床头摆一套《列宁全集》、《毛泽东语录》为时尚。坂口宏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尼克松访华在赤军心理上引起的巨大震荡。


1971年1月30日，西贡军向老挝悍然发动侵略战争并将战火蔓延至印支那全域，在战斗最激烈之际，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到金边向全世界人民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如果美帝国主义还要继续进行侵略，亡我之心不死，那么中国将不惜民族的最大牺牲支援老挝的民族解放斗争。周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日本人民的斗志。同年2月至3月，为了打破帝国主义阵线对中国的包围，在成田机场建设基地，学生与机场反对同盟联合约有二万五千人同强制执行的警察发生了冲突。他们筑简易碉堡，挖地下壕道，在身上绑上木头或收集粪便掷向警察，同一万八千名机动队员展开了殊死抵抗。反对同盟与学生共四百八十余名被捕，双方负伤者超过一千四百名。然而，坂口如实地记载道：“我们潜伏在札幌隐避所时，中美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微妙的变化。在名古屋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政府发表了正式接受了希望访华的美国乒乓球队的访问。这被称为‘乒乓外交’并与尼克松访华紧密联系。然而我们对这一消息毫不知晓，甚至未感到任何意外的迹象，政治感觉等于零。”“7月15日收音机里传来了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发表的尼克松访华决定。我的头顶‘轰’一声炸弹爆炸般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仅在一年前，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人民呼吁誓死进行反美斗争，并对当前革命形势作了严峻的分析：是革命制止战争，还是战争引起革命。但是现在毛本人却与他呼吁打倒的对象——美帝国主义的总头目尼克松秘密接触，并决定接受他访华。没有受到这巨大冲击的人是不可思议的。关于尼克松访华的背景，我百思不得其解……就此问题敏锐地分析并独具见解的是河北三男。当时他与九州的熊谷一道编辑发行机关报《狼烟》。他认为对尼克松访华应感到惊慌的是佐藤，朴、蒋及越南傀儡政权等亲美派好战分子及试图打开一条血道反华的修正主义勃列日涅夫集团。对于全世界革命者来说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断乎没有悲伤的道理。这说明在尼克松访华的背景后，美国在印支军事上的节节败北，国内美元流失，面临深刻的经济危机，尼克松政权已内窘外困，访华是为了摆脱这种内外困境的决定。河北君的论文虽然对尼克松访华最大的动因(对抗苏联的军事威胁，中美在战略上利害的一致性是两国关系改善的基础)没有提出论据略嫌不足，但它是在尼克松访华后立即发表的，我以为仍属杰作。1971年7月15日这一天，‘统一赤军’的结成，早歧君的逃亡和向山君秘密与权力的代表警察接触，与尼克松访华决定的消息三件事件象征性地在同一天发生，真是难忘的一天。”“侵入浅间山庄之后，警察请了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宫城音弥，圣心女子大学教授岛田一男，警视厅科学警察研究所所长町田欣一三人同赴现场，对我们进行心理学攻击的指导。接着他们展开了‘噪音作战’——制造巨大的噪音，又把吉野雅邦的双亲和我母亲叫来向我们喊话。吉野的母亲手持高音喇叭哭喊道：‘时代已经变了，尼克松总统同中国握手了，毛泽东交给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儿子，你不是去参加劳工运动吗，为什么不守信诺’……吉野君听到母亲的喊话实在受不了，向他母亲发炮。”
　　
　　坂口的回忆录记载了在浅间山庄抵抗最激烈的时刻从电视上看到了尼克松同毛泽东亲切会谈的场景，他们仍在心中咏颂《长征》、《井冈山》，欲“为有牺牲多壮志”，革命自有后来人。在极其艰苦的山营训练中，他们携带着《毛泽东选集》，就中国的建军节应以南昌起义还是以秋收起义为纪念日展开理论讨论。他们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行为规范，消灭个性，消灭性别意识，从灵魂到肉体进行革命。1975年重信房子领导的赤军派占领了吉隆坡的美国领事馆和瑞典大使馆，要求日本政府释放坂口宏在内的七名新左翼，坂口认为出狱对不起死去的战友，拒绝离开日本，1993年被最高法院判决死刑，1995年执行。他在狱中这二十余年，正是社会局势发生激烈变化的时期。可谓“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世界并未像革命者期待的那样裁为“遗欧、赠美、还东国之三截”。相反，苏联的血腥大肃反，柬埔寨波尔布特的大屠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去世，“四人帮”的倒台，坂口最后写道：这精神上的巨大打击与日本战败时国民受到的心灵震撼是何等地相似!
　　
　　浅间山庄事件及赤军内部大肃清事件标志着轰轰烈烈的日本左翼运动进入低潮。不少北田们自杀，自杀的方式多为卧轨或撞电车。我认识的北田来自冲绳，他告诉我日本没有走江湖这个词，自杀是唯一的选择，他好几个同学在1972年一1975年之间自杀了。对革命的失望，恋人在革命的名义下乱伦，青春的苦闷，社会的歧视等等，都促使他们走上了不归路。这个北田曾是冲绳归还斗争中的青年领袖，关于冲绳，他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最近还向我谈起幸亏冲绳岛与日本本土隔了汪洋大海，如果陆地连在一起的话，冲绳与日本就会变成今天的波黑、巴以。这个北田现在是人权派律师，还曾参加社民党竞选，为中国劳工的赔偿、慰安妇性奴隶问题、南京大屠杀、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日夜奔波。今天日本的反核战、反周边事态法、反对有事法制案、生态保护问题、为中国人打官司、做留学生的保证人、致力于中国的绿化运动、希望工程等五十多岁上下的大多是当年的北田。但当年激进的北田们也有不少一部分向右转。譬如香山健一，原为全学连委员长，战后始终走在
　　大众运动的最前列并创立现代思想研究会，1960年代中后期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现为极右思潮代表。森田盐原为全学连中央执行委员，现为自民党中间人物，著述了大量反共著作。青木昌彦，原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最年轻的干部，著有《日本国家独占资产主义的成立》等书，该同盟分裂以后他宣布放弃马列主义，现为京大经济学教授。西部迈，原为东大驹场学生自治委员长，东大学生运动中的传奇英雄，现为著名右翼理论家，近年由产经新闻社出版的《国民的历史》等著作否定南京大屠杀、东京战犯审判，他的著作浅显易懂，符合日本经济
　　低迷时期的民族主义、国粹主义思潮而成为畅销书。清水几太郎从1950年代起即投身于反战和平运动，同吉本隆明、谷雄高、浅田光辉、谷川雁等知识分子一样支持学生运动，现站在极右的立场上成为核战争的推进者。原早稻田大学学生运动干将铃木邦南由新左翼转为新右翼，
　　1993年又发表《脱右翼宣言》。1997年著《我成为右翼的理由，我变为左翼的原因》。日语中将这类人称为“转向者”，即中文中的“变节者”。
　　
　　一部分新左翼运动领袖虽然没有明显地著书立说宣布“转向”，但是同右翼交往很深，成为左翼攻击对象，如原全学连委员长唐牛健太郎。有人说一个人如果三十岁以前不是自由主义者，他肯定就是没心肝，而如果过了三十岁还不是保守主义者，那就是没头脑。冷战结束以后，西方有好几位著名右翼思想家向左转了，如英国人约翰·格雷(JohnGray)，1970年代曾以文笔捍卫自由主义，柏林墙倒塌之后猛烈批判经济 全球化趋势，痛斥全球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成为英国左翼报刊《卫报》、 《新政治家》的主要执笔者。如犹太移民爱德华·卢特 瓦克(EdwardLuttwak)曾是里根总统的首席宫廷知识分子，现在他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产生了幻灭感，对于市场经济、穷人问题等提出质疑。无疑日本的北田们之中也有这种思想立场大幅度的转换。

2000年我同一位朋友一道采访了两个人。这二人是高中和大学时代的同学，年轻时A是日共派学生干部，B是反日共派学生干部，在许多次斗争时，A、B时而团结，时而对立。A后来由年轻时的保守变为年老时的激进，他坚决反对日共代表中产阶级，撤掉了反安保、反天皇两大支柱。尤其是1997年日共二十大提出“争取在二十一世纪早期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重点放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民主改革”，而不是立即“把日本推向社会主义”，A痛恨日共变质如此彻底，转而同情极左，自费发行战报《解放》，猛烈抨击“日帝国家权力”，呼吁粉碎天皇访问韩国的计划。B由年轻时的锐劲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变为年老时的狭隘的民族主义。B认为日本当年对韩国与中国采取了不同的殖民方式，日本没有必要向中国谢罪，他痛恨现在日本的“屈辱外交”，认为世界上不可能有统一历史认识的教科书。A、B两人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部不断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理论及斗争意义进行探索和实践的历史。
　　
　　日本的左、右翼都是不惜命的。三岛由纪夫1969年出版的《行动学入门》成为年度畅销书，同年三岛与东大全共斗在东大教养学部就“我
　　们疯了吗?”、“自我与肉体”、“他者的存在”等问题展开了对话，结论是“我们到底是敌对派”。三岛指出“在政治思想上我与诸君立场相反，但在行动上，在暴力上都是非合法的!”从1960年代至今，日本左、右翼暴力恐怖事件从未停止过。且不说海外重信房子为“崇高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斗争”领导的赤军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路德机场的杀人事件、在新加坡壳牌炼油厂投掷燃烧弹等等恐怖活动，就说日本国内反对庆祝天皇在位六十周年，新左翼向皇居东宫御所扔火焰弹、准备刺杀天皇……与之相对新右翼结成统一战线义勇军，袭击左翼中核派、战旗派本部，在神户美国领事馆、大阪前苏联领事馆、《朝日新闻》东京本社和名古屋本社放火，《朝日新闻》记者被杀，等等。这些事件中左、右翼喊的都是“反帝爱国、革命就是屠杀与破坏”的口号，他们为着信仰时刻准备献身，为着理想的崇高杀一求百生。
　　
　　日本新左、右翼常常就理论与实践等问题展开讨论。右翼的“一水会”曾请原全学连委员长唐牛健太郎作讲师，受“淀号”劫机组的邀请，
　　铃木邦南为代表的“一水会”曾访问北朝鲜，铃木本人在著名的私塾“河合塾”与原赤军派议长盐见孝也展开“左右激突对谈”，在朝日电视台深夜现场直播“彻底讨论日本左、右翼”节目中左、右两翼对阵，达到了该电视台1990年代最高收视率。左、右翼对中国的感情非常复杂，难以言状。上述的B自己虽然向右转了，但十分关注并支持中国的新左翼，为中国社会现阶段的各种矛盾忧心忡忡。A呢，一方面憎恶贫富不均，怀念毛泽东时代，另一方面又支持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日本的左、右翼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理不尽、剪还乱。
　　
　　日本政府追究暴力恐怖行为，但对参加全学连、全共斗的激进学生没有政治迫害，因此学生在运动失败后不必流亡他乡，也就没有流亡文学。女作家高树信子(Takaginobuko)有一本小说叫《雾的子午线》，写的是医学部学生领袖淡路新一郎在1968年与两个女同学希代子、八重的三角恋爱故事。三人曾经头戴钢盔，手挽手地参加反安保游行，反对三里冢机场建设誓师大会，反对王子野战医院治疗参加越战的美军，曾占据安田讲堂向警察扔石头、木棒、自制的燃烧瓶，曾同劳动群众一道冲人新宿车站，被警察的电棒打得头破血流，八重因而被捕，他 们信仰造反有理，格瓦拉的为穷人革命理论。然而学生运动的失败，三角关系的纠葛，淡路只身远走欧洲。暴风骤雨的斗争只留下了淡路与 希代子的私生子光夫。我不知道淡路的出走算不算流亡。

那些事件主要都跟“赤军”有关，详细的情况可以通过谷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