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究竟是谁将高考状元装进了套子？谁比状元自己更在乎这个标签？谁是最后留在这个套子里的人？
一味以竞争标准去评价一个人的价值，“猫逮耗子，我们只是追求比别人逮得多逮得快，却忘记了为什么要逮耗子。”
“以我现在的价值观，让我重新去考一次高考，绝不会成为状元，”莫思多，这个被高考体制鉴定为最优秀的人说，“这一切其实没什么意义。”
莫思多，目前定居瑞士，她曾以创历史纪录的文科最高分665分成为1998年重庆市乃至全国文科状元。数学满分。她的分数之高后来者无人超过。她几乎是高考史上的一个神话。
12年前的6月末，重庆北碚，小女孩莫思多在街头久久踯躅，不愿回家。她的家里，父亲正陪同专程赶来的当地电视台记者焦急地等候。
令父亲惊讶的是，女儿竟然不愿意接受采访。看着姗姗回家的女儿，脸上挂着一副无所谓的表情，他有些生气。
而多年以后，回望那一幕，这个别人眼里的“最成功者”，一直拒绝被放入这套价值评价体系之中，拒绝进入“高考状元”这个外表华美的套子。
一份2009年出炉的调查报告成为社会争议的焦点。编制者称，“调查表明大部分高考状元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与社会期望相差甚远，他们当中大多数没能成为各行业的‘顶尖人才’”。
这份报告传递的“高考状元理应成为职场成功者”的社会情绪让曾经的高考状元刘进很不舒服，“高考状元其实也是平常人；我们只是抓住了一次机遇，社会没有权力把‘优秀’的紧箍咒套在我身上。”他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仇智心理。
在莫思多看来，那个结论本身的假设就错了，“高考状元为什么就一定要成功？”“成功的标准是什么？”莫思多觉得，调查报告用一个排名来评判成功与否，其逻辑其实和高考无异。拿这样一个小概率的身份因素去衡量一个人是否杰出，“没有意义”——“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参加考试，也许他根本不喜欢这个考试，也许他适应的那个考试跟这个考试的规则已经不一样了。”
并不是所有的高考状元都能轻易摆脱社会强制赋予的那个“优秀”的紧箍咒。
刘进曾为一个高考状元难过——1979年湖北状元蒋国兵2008年在多伦多自杀。刘进曾开车路过蒋自杀的那座桥，泪水情不自禁就流了下来；在他看来，蒋或许就是因为戴上了社会强制赋予的“必须要优秀”的紧箍咒而不快乐，最终因为不快乐而离开。
这么多年，究竟是谁将高考状元装进了套子？究竟是谁比状元自己更在乎状元这个标签？一个状元如何才能挣脱社会塑造的这个套子？谁是最后留在这个套子里的人？
套里乾坤
1998年9月，顶着“全国高考文科状元”的光环，莫思多进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获得高考状元专项奖学金，每年4000元。
莫思多班上有好几名高考状元。中学时都被逼着去竞争，争到了状元；到了大学，各自的价值重心发生转移。有人致力于出国；有的更多发展个人兴趣。也有人迷失，好几门功课不及格，面临退学。
她受邀参加高考状元聚会时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团体，虽然都带着“高考状元”的标签，但每一个人却如此不同。
莫思多刻意抹淡高考状元这个身份，有人和她相似，还有些人热衷提起它，有的人则很善于利用这个身份的光环去谋利。
比如她的几个北大政治系的师兄毕业后创办了一家“象牙塔公司”，其中一项业务就是利用暑期让高考状元巡回演讲。演讲的报酬是1000元/人次。莫思多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不想去扮演那个宣扬分数竞争的人。
张宇则签下了合同。之后，他跟随这个北大学生组织的“高考状元报告团”连去了太原、成都、大庆、长沙四个城市。众星捧月的感觉让张宇印象深刻，“挺满足虚荣心的”。
令湖南长沙市状元李佳不齿的是，班里一名高考状元明明家庭条件很好，却把自己的出身包装成卖包子的贫苦人家，以此换取各种活动和演讲，从中获得了丰厚回报。
2000年，北大第一次出现了状元墙。从这一年起，在著名的三角地，北大每年录取的高考状元的照片都贴满橱窗，供全校师生“瞻仰”。
对高考状元的物质奖励也水涨船高。从地方政府、中学学校到商家企业也都以各种名义给予重奖。
2007年，福建省高考理科状元陈默，一个月就获得各方奖励68万；2009年，四川省巴中中学董伟夺得理科状元，当地政府重奖学校100万，加上清华为争夺董伟付出的奖学金和学费全免，以及有地产商给予的数万元奖励，围绕董伟产生的经济效应高达110多万元。相形之下，仅一分之差，成都市理科状元却只拿到几万元奖励。
谁打造了华美的套子？
2002年，莫思多大学毕业。这一年，市面上开始出现大量打着“高考状元”名号的书籍，比如《高考状元牢骚书》、《高考状元阅读书系》、《高考状元演讲录》等，作为一个成功者的符号，高考状元热方兴未艾。
此时，整个社会对于分数冠军——高考状元的崇拜进一步强化。资源的倾向性分配也在高校间产生了严重的“等级分化”，高校间原有的均衡被打破，引发了激烈竞争。
其中一个表现，便是高校对高考状元和高分考生的争夺。能否招到“高考状元”、其数量多少，成为衡量大学是否是一流大学的重要指标之一。
2000年，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及上海、广州等地高校纷纷提出“5万元招收状元生”计划，却大都成了一厢情愿。
据中国校友会网统计，1998年～2004年，北大清华录取的状元比例高达93％。
2006年，清华对高考状元的新生奖励还只有5000元，很快涨到了2万元。2008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达到4万，2009年清华爆出最高奖学金可达8万。北大也不示弱，2008年将奖学金从2万提到5万元，而据媒体披露，2009年，高考状元报考北大实际所获的奖学金可达10万。
除了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招生手段上，两校也各施神通。
2007年，清华大学成功说服原本已定北大的重庆市文科状元黄文帝倒戈，却因为在重庆根本没有招生计划差点害这位高考状元无学可读。
一位北大的招生老师对此感慨：“军备竞赛一旦开始，谁也停不下来。”而一位清华的招生老师则称，只要媒体还在报道状元，这个“面子”就无法不争。
2008年，一位被中科大录取的考生父母从吉林飞到合肥，跪在中科大招办门口，原因是孩子的分数原本可以上清华却上了科大，让他们在整个县城都抬不起头来，成了奇耻大辱。
在中科大的记录里，最后一次录到高考状元，是2004年。
无力染指高考状元的高校转而争夺高分考生。所招学生的“分数”成为了衡量一个高校、一个专业是否优秀的“风向标”。
社会对北大清华的推崇也传递到中学教育。在许多地区，北大清华的考取人数与教育部门的政绩直接挂钩，山东女生慈颜谊考中当年的山东省文科状元后，目睹她所在学校的校长升任教育局副局长，班主任也升任教导处副主任，学校开始光芒夺目。
为了吸引优质生源，各所中学高考状元的宣传不遗余力。2009年，在浙江，两所学校为了证明高考状元出自本校而“大打出手”。
教育部门三令五申，禁止炒作高考状元，却始终只落得一纸空文。2007年，重庆市曾试图将“禁止学校炒作高考状元”写进《重庆市国家教育考试条例》，最终因为争议较大，“管不了，也管不好”而取消；2009年，江苏省教育主管部门下令禁止公布高考排名，却引出了一堆“疑似状元”；2010年6月，海南、广东、江西、江苏等省市的教育部门又先后发布规定，禁止宣传炒作高考状元，效果并不乐观。
走出心魔
王广宇说自己彻底从高考状元的心理光环中走出来，用了15年。1991年，他以黑龙江绥化地区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清华，但状元的光环反而让他陷入了心魔。
在当年的同学眼里，大学时的王广宇孤僻寡言。每天早出晚归，只在教室和寝室的两点一线间穿梭。那时王广宇把学习本身当作“精神寄托”，“实际是扭曲的心理”。
2003年李佳进入北大经济学院，在这个状元扎堆的学院，一个“状元”女生不管冬天夏天，总是一件大棉袄一条长围巾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一点也不想跟外界接触。
刘进当年进入科大后，也曾遭遇类似的心理困境。他所在的少年班八十多人，大都是奥赛优胜者，“状元”刘进“突然发现自己一辈子都不可能是第一了”，陷入恐惧。
而王广宇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则是源于一堂课。当时，他被老师叫上去答题，答完后，下面同学都说他答错了。老师很诧异，明明做对了，你们怎么说他做错了？同学全都不语。这个细节暴露出他的人际关系有多“紧张”。
大学最后一年，他拿自己做了一个“实验”：试着减少学习时间，和同学更多交往。他每天跟同学一起踢球，在寝室和澡堂里与同学吹牛；结果发现，成绩平均只下降了五分，却找回了久违的存在感。
更深的领悟则发生在工作后。有次在西藏大学给学生上课时，他重提当年给他启示的那堂课，他跟学生感慨，学校里，至少还有老师为你主持公道；进入社会后，社会评价没有标准答案。
在王广宇看来，当年“高考状元”留给他的另一个心理阴影是什么事都“太追求完美，放不下”。一个表现是，每次开车违规，他都会第一时间去缴纳罚款，否则心里就过不去。
1996年湖南省高考状元凌云毕业后一直在几个媒体间辗转。不久前他再次离职。当记者与他联系时，情绪低落的他婉拒了采访。他不愿再提起当年有关高考状元的往事。他说这个十多年前的称号已无意义，“状元是别人的看法，跟我没关系”。
当记者问及此前为何会接受采访时，他解释道，对方想找高考状元中的失败者，而自己符合对方的报道定位。那则报道最后选取的角度是“高考状元3年换了5个工作”。
虽然不愿提及高考状元这个称号，但凌云心里仍然接受了社会对高考状元的价值评价体系，相对社会过高的期望值而言，他默认自己是高考状元里的“失败者”。
而莫思多、刘进、王广宇，他们都是竭力要摆脱高考状元套子的人。但不论他们自己如何低调，周边的许多人却都被这个套子所左右。
王广宇见到老乡，相互介绍时，只要他主动提起当年的“状元身份”，对方就会立刻想起来，并肃然起敬；如果想不起来会对自己的健忘向他连连道歉。
直到现在，高考状元的身份似乎还是刘进最醒目的标签。已经结婚生子的朋友，带孩子见到他，也会让孩子叫他一声“状元叔叔”。
就连莫思多，每次回国，亲朋好友见面，也依然会拿她12年前的高考状元身份打趣。
“这一切没什么意义”
毕业后，身边的同学不少都选择了出国。成绩第一的莫思多放弃了保研，进入了一家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
虽然工作在北京，有着令人羡慕的薪水，但莫思多却渐渐感到疲惫和厌倦。工作很累，经常加班，对身体健康透支很大。更重要的是，她发现自己只是成为了一名“会计”，这和她大学选择学习经济学的兴趣相去甚远。
让她更感慨的是，身边很多人虽然顶着高学历高工资社会艳羡的光环，不过，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屈从和顺应现实，就像高考一样，在工作中完全丧失了追求自我兴趣的动力，成为一名只是“不停比较薪水”的技术工人。
工作3年后，当她申请去北爱尔兰读教育学专业时，对方问，从未学过教育的她为何会选择教育专业，莫思多回答，自己虽然是中国的高考状元，上的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但所接受的教育却并不能塑造一个很好的人格，她感到迷惑的是，为什么被这个教育体制证明是最优秀的人，却丧失了选择自己生活的能力和勇气？她想找到问题出在哪儿。
2005年，莫思多离开中国留学北爱尔兰。
没想到，她最先从外国男友麦克身上看到了教育的力量和本质。打动莫思多的恋人麦克，只有瑞士高中学历。麦克并不急着上大学，工作了三四个月挣了一点钱，然后到欧洲旅行，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途中，麦克与莫思多相逢。
干净俊朗、思想成熟的麦克打动了莫思多。麦克在思想人格的成熟度上远远超越了中国的高中毕业生。麦克看见莫思多刚高中毕业的侄儿竟然还坐在母亲的膝盖上玩妈妈的头发，大为惊讶。
从麦克那儿，她了解到瑞士的教育体制。高中毕业考核会根据全部学年的综合成绩进行计算，最后还有一个综合考试。如果成绩合格就可以拿到高中毕业证书。有了毕业证书，不需要考试，国内任何一所大学，任何一个专业都可以申请就读。
但大学会有更严格的考核。每一年都会淘汰。第一年淘汰率基本在50％左右，接下来每年还要淘汰20％～30％。如果被淘汰，可以换到其他专业；也有些人读了一半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个专业，可换专业。
麦克的弟弟初中毕业后选择了当学徒工，学的是花匠。每周除了上课，会有两天在工作。相比于刚进职场的大学或高中毕业生，有着更丰富工作经验的学徒工，在社会上也不会受歧视。在很多行业，技术工人甚至比大学生更重要，同样有机会做到管理层。
而学徒工参加工作后，职业教育也不是终点。如果愿意，只要通过考试，也可以重新进入大学就读。在瑞士，教育是终生的。
在莫思多看来，现行的教育制度，是把大学设定为改变社会层级的一道门；为此而生的高考，执行的是社会分层的功能，而不是塑造一个人，只是在一味以竞争标准去评价一个人的价值，“黑猫白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我们只是追求比别人逮得多逮得快，却忘记了为什么要逮耗子。”
在莫思多看来，对高考状元这一小概率事件的宣传和奖励，和宣传中彩票无异，给社会和他人的所谓激励，不过是一种幻觉，“那些在街上被城管赶来赶去的孩子才是需要激励的人，即使他知道隔壁住了一个高考状元，他有社会资源和可能性变成高考状元吗？”
“真的要改变人们的命运并不是给他们一种幻象，宣传这个社会上个别的人一夜之间改变了命运，而是改变一个社会的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莫思多曾半带戏谑地告诉麦克自己的教育经历。她跟麦克说，中国有高考这种东西，大家都要考一份考卷，要上一所大学就靠分数排名来录取，差0.5分就不行，“说到这，他就觉得已经像笑话一样了，很荒谬。”
莫思多接着说，自己曾经是分数最高的那个，麦克瞪大了眼睛，也半带戏谑地回应：“你可真了不起！”两人一起哈哈笑起来。“以我现在的价值观，让我重新去考一次高考，绝不会成为状元，”莫思多，这个被高考体制鉴定为最优秀的人说，“这一切其实没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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