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没想到，现在农村里分个田也能有这么多弯弯道道，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看来现在的人们智商都很高啊，俺这样的笨家伙还是待在二次元的世界里安全一些，三次元真危险。
茶余饭后，姑且看看。
[转]《一个卑怯者的忧与惧》
二月初二，对生活在荊楚大地汉江平原上的农村人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节日——土地神的生日。这一天，几乎所有的农民都会放下手中的农活，给自己放一天假。大家聚在一起为土地神庆祝生日，感谢他上一年带给人们收获和安宁，祈祷他这一年能继续保佑人们风调雨顺、无灾无病。这是热闹的一天，也是喜庆的一天。
在神的国度里，土地神应该算是最基层的神了，满天神佛中，他们官帽最小，但他们却是离人们最近的神。他们就住在村组里，几乎每个村每个组都供有一尊。他们时刻倾听着人们的心声，关注着人们的喜怒哀乐，尽心竭力、从不懈怠，而被他们所守护着的人们无不发自内心地崇敬他们、孺慕他们、信任他们、依靠他们。
他们是守护神，他们从不辜负。
今天是个不错的天气。春尚早，然而天已开始暖和，春风拂面，让人不由得有些迷醉；刚抽芽的柳条儿在风里荡来荡去，似乎是在玩着某种相互追逐的有趣游戏，或许，它们也在为土地神的生日而欢喜庆祝；几日不见的太阳也在今天露了它的圆脸儿，似乎它也对土地神的生日聚会感兴趣。这真是一个好天气，是个适合出行的好天气。
我来到镇政府。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说来有些惭愧，当了二十几年的这个镇的镇民，我却不知道镇政府的具体位置，我是问了路才找来的。镇政府的大门很高很宽，一见之下让人顿觉威严大气，大门的左右门柱上分别是镇人民政府和镇委的红字全名。走进大门，正对着的是一条宽阔的水泥路，路面干净整洁；靠近大门的路的两边分别摆着两个显眼的活动标语牌，一边写着“高举旗帜”，另一边写着“科学发展”；沿着水泥路的两旁栽着两排落叶杉，它们高大笔直地挺立着，枝干遒劲；路的尽头是一座主体为白色的建筑，在阳光的照耀下，它显得光洁明亮，那应该就是办公大楼了，我想。
看看时间，已经快三点了，我沿着水泥路快步朝里走去。阳光透过树枝洒下，有些细碎，有些零散，照在身上，却很暖和。
来到办公楼前，我突然有些忐忑。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做一件被人们称之为“上访”的事情。或者用不着说得这么严肃正式，我只是想来反映一些我所看到和听到的情况，然后提些建议，希望某件正在发生的涉及自己和众多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能够更加合理合法地进行，我想要在这里得到一些倾听和理解。我想，如果镇政府的人知道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一定会对它进行纠正，并且引导它走向正轨。这正是我此行的目的。
定了定神，我沿着办公室外的走廊慢慢走着，边走边仔细察看各间办公室门上的标牌。信访办公室，这应该正是我此行的目的地了，它同时也挂着纪检办公室的牌子。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它的门是锁着的。看来我今天的运气不怎么样，我想。
我觉得我应该等一等，说不定马上就有人来开门了呢。
站在信访办公室外的走廊上等了一会儿，我的侥幸没有成为现实。或许我可以找人问问情况，我又想道。我沿着办公室外的走廊慢慢走着，希望找个有人的办公室问问情况。这时，一个年轻人从我身后叫住了我，他应该是刚从某间办公室里出来的，他问我有什么事。
“我是来反映问题的。”我脱口而出。
他看了我一眼，说道：“是什么问题，可以跟我说。”接着，他示意我跟他进了一间办公室，我看了一眼门牌，是党政综合办公室。
他请我坐在摆在办公室门口的长木椅上，我依言坐下。“是什么问题，你说吧。”他站在我的斜对面侧对着我说道。
“那你也请坐。”我仰着头对他说道。
他没有理会，也没有坐下。我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还没请教，你是……？”我想知道他是否正是我要找的人，便问道。
他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我变得有些局促，我想我可能过于冒昧了。
他转身到办公桌上拿了纸和笔，“姓名？”他问道。
我连忙回答。
“哪里的？”他刷刷写下，又问道。
我又连忙回答。
“什么事？”他写完接着又问。
我突然感觉有些别扭，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他抬头看了看我，似乎明白我的疑惑，“你先跟我说，我记下来，等领导来了，我再跟领导说。”
我有些明白了他的身份。“我还是等领导来了自己跟他说吧。”我说道。
“那随你便。”说着他扔下纸笔，坐到办公桌后的旋转椅上，熟练地操作起了电脑。
“信访办公室的门锁着的，今天还开不开呀？”我问道。
“张主任下去办事了。”他一边点着鼠标一边回答道。
“那他今天还来不来？”我又问。
“来，等一下他就来了。”他答。
“那他大概还有多久会来？”
“半个小时吧。”
“那我就在这里等他。”我说道。
“随你。”他回应道。
我坐在长木椅上等着，他打了个手机，我听到他在电话里说来了个上访的，我想他应该是在向领导报告情况。我不由得有些安心，看来领导已经知道我来了。
又坐了一会，我走出党政综合办公室，走到信访办公室外的走廊上站定。我看着办公楼前的水泥路，期望能够尽早看到领导或是他的车驾。其实我对领导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他到底会走路来还是坐车来或是骑车来，我甚至不知道领导是男是女，我站在走廊上显眼的位置，只是希望让领导来了以后一眼就能发现我，这样就可以避免错失的可能了。
我盯着办公楼前的水泥路，观察着路上的状况，我想象着领导出现并发现我，径直朝我走来并对我亲切询问和倾听。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想象的情景没有出现。我有些着急。不过我也知道，领导们都是非常忙碌的，他们每天都有大量的事情需要处理，他们分身无术。我告诉自己要有耐心，我静下心来继续等待。我想象着我所等待的人正在某个工作现场进行紧张地指挥调度，他或她正劳心劳力，不辞辛苦。想象着这幅情景，我不禁有些感动。我决定等到镇政府下班时间，如果领导还没有来，我就回去了，明天再来。
我垂着手站在走廊上继续等着。这时，一个身材高大，有些儒雅的中年人从党政综合办公室踱了出来。事实上，在走廊上等待期间，我已经注意到他踱进踱出好几趟了，他一直踱着悠闲的步子，显得很闲适的样子。这一次，他踱经我身边的时候，我跟他搭话了。“领导们今天都出去忙了呀？”和他对上一个眼神后，我说道。
“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讲讲。”他似乎已知道我的来意，他的声音很平和。
“那跟您讲管用吗？”我期待而又略带紧张地问道。
他略微一笑，说道：“你还是先讲讲你的事情，来，跟我讲讲。”
“不知您是……？”我又问道。我想知道一些信息以判断是否应该向他倾述。
他没有回答。我有些无奈，然而我还是决定跟他讲讲我的事情，或者是因为他的仪表，或者是因为他让我觉得比较有亲和力。
“我认为我们小乔口村村委会在这次六组分田的问题上处理得有些不够细致。”我谨慎地选择词语和切入点，尽量避免使自已的陈述显得尖锐。
“分田？小乔口村六组？你姓什么？”他插话问道。我连忙回答了他。
“小乔口村六组不都是姓邓的吗，还有你们这个姓？”他接着问道。
“是的，邓姓居多，也有其他的姓。”我回答。看来他还比较了解我们村组的情况，我想。
见他没有继续问，我便接着陈述道：“我觉得在这次分田的事情上村委会应该再慎重一些、再细致一些、再民主一些，毕竟这关系到众多当事群众的切身利益。”我小心翼翼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他听了我的话，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也没有再插话询问。我略作停顿，继续讲道：“对种地的农民而言，分田是件大事，我觉得应该要仔细研究，多征询种田的群众们的意见，所有的过程应该进行得公开透明、公正合理。”我看着他，期望得到一些他的回应。
他的身体和脸对着走廊外，他开口了：“三十年土地产权不变，是国家允许农民长期拥有土地产权的一种提法，但这并非一成不变。很多时候，土地产权是需要调整的。”
略微一顿，他继续讲道：“你们那里现在有人要田，要求重新分田，那么你们就应该重新分田，把田分给他们，满足他们的土地诉求。”
“我不是一定要反对分田，但是我至少希望能有一个大家共同商议的好的分法，我希望能有一个合理的过程。”我说道。
“你们家是人多的还是人少的？”听了我的话，他问道。
“人少的。”我回答。
他哦了一声，说道：“我打个电话问问。”
说着，他拿出手机，拨通了电话。
“邓书记，你们村流转田的事弄得怎么样了？”
……
“哦，已经三百多亩了，那集中连片了没有？”
……
“没连片啊，没连片那有什么用呢？不集中不连片不形成规模那就没有意义了。”
……
“好，你们要抓紧时间搞啊。”
……
“听说你们小乔口村六组在分田，现在有人反映你们搞得不公开、不透明、不合理啊。”
……
“开过群众代表大会没有？”
……
“那搞过走访没有？”
……
“哦，开过群众代表大会，也搞过走访。”
他挂断电话，对我说道：“村委会开过群众代表大会，也搞过走访，各项程序都是没有问题的。”
说完，他就要离开。见他要走，我有些着急，我赶紧说道：“可是……”还没说完，突然一个人从我身后出来打断了我，我没有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刚才和中年人讲话期间我一直关注着走廊的外面，关注着办公楼前水泥路上的情况。
“你要明白国家的政策形势！”这个人的声音很有力量。他取代了中年人的位置，中年人离开了。
“我们要顺应国家形势的发展，而不能阻碍国家发展的脚步！”他的声音刚强有力。
“我没……”我想说自己绝无意阻碍国家发展的脚步，他制止了我。
“你听我说。”他的声音依然刚强有力，“我们要遵守基本的政策法规，但是我们又要灵活，我们要在遵守大的政策方向的前提下灵活。”
我连忙点头，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
“我们鼓励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就是让老百姓自己商量解决自己的问题。当然了，怎么样商量，怎么样解决问题，那必须要有个基本前提，就是要遵守国家基本的政策法规。”
我又连忙点头，我觉得他说得真的很有道理。
“村民自治，就是要少数服从多数，能够通过的决议，那必然代表了多数人的意见，也就是集体的决定。你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
“可是……”听到这里，我忍不住想插话，他又制止了我。
“你别打断我！”他的声音刚强得不可动摇，“看来我的话你还是没有听懂！既然已经开过群众代表大会，也搞过走访，也通过了分田的决议，那么这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就是集体的决定！你有不同意见，那只能说明你是极个别的异议者，你应该保留自己的意见，遵从集体的决定。”他变得有些严厉。
我有些明白了他的意思，我没有出声。
“你要相信组织，相信村委会，相信集体的决定，如果你还有意见，你可以去搜集民意，如果你能搜集到80%以上的不同意分田的民意的话，并且你让不同意的人签字，证明他们是不同意分田的，那么你可以再来找我们帮你。”他语气缓和下来，为我指了一条明路。
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教育我道：“上访是年纪大、做事经验丰富而又德高望重的人做的事，因为这样的人才具有代表性。你还太年轻，做事经验不可能丰富，更谈不上德高望重，上访不是你这样的年轻人应该来做的事情，你不具有代表性。人不能太自私，你应该要以国家和集体为重，你为了个人的一点私利就跑来上访，这是不对的，你这叫意气用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没有作声。
“你应该这样想，如果你不在家里，分田的事你知都不会知道，哪里还会有意见？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他最后劝解我道。
说完，他就准备离开。我已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见他要走，我赶紧追赶两步说道：“您的话令我深思，我觉得您讲得非常有道理，让我茅塞顿开。是我看问题的眼光太狭隘了，为了个人的一点私利就跑来上访，我实在很惭愧，我太意气用事了。”
“你明白了就好。”他停下脚步，转身对我露出赞许的微笑，拍了拍我的肩膀，和蔼地说道。
“您讲的话真的太有启发性了，从中我获益良多，真希望能经常聆听像您这样的长者的教诲，不知您贵姓？”我恭敬地请教道。
“我姓张。”他微笑着回答。
“您在这个办公室工作？”我随手指了指依然锁着门的信访兼纪检办公室。
“是的。”他微笑点头。这时，他的手机可能振动了，他拿出手机，接了个电话，然后对我说还有事，要先走。临去前，他与我亲切道别。
太阳已经偏西，我想我该回去了。或许明天我该去一趟市里。
思绪变得有些散乱。我沿着办公楼前的水泥路朝大门慢慢走去，路两边的杉木光秃秃的，还没长叶子，斜阳的照射下，它们有些骨痩嶙峋；一阵风吹过，几棵墨绿的樟树晃动着枝叶，似乎在张牙舞爪。天有些冷了，我紧了紧衣服。
走近大门，我不禁抬头又望了一眼，斜阳下的天空似乎有些低矮，镇政府的大门似乎也显得矮了许多；我又回头看了一眼，斑驳的树影笼罩下，政府办公大楼显得有些晦暗，有些深邃。
我似乎白来了一趟。
然而，我并没有白来这一趟。无论如何，我得到了一些信息，使我对事情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我来之前，我以为镇里并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然而，他们的话语和反应却告诉我，他们很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至少他们是知道的；我并非第一个为此事前来上访的人，但是显然，早在我来之前，镇里的基本态度就已经确定；或许，事情的走向正是镇里态度的具体体现。
“怎么样，碰壁了吧？”回到家里，父亲笑着问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父亲见我无语，露出了然的神情，说道：“我跟你说了叫你别去，你一定要去，现在知道是白费工夫了吧。”对父亲的话，我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见着人没有？”父亲又问道。
“见着了。”我回答。
“那说了事没有？”
“说了。”
“跟谁说的？”
“不清楚。”
“那你见着谁了？”
“不清楚。”
“你见了人说了事你不知道你见了谁跟谁说了事？”
“我确实不太清楚，不过我知道有个人姓张，信访办公室的。”
“哦……”父亲哦了一声，停顿了一下。
“他们有没有问你的名字？”父亲继续问道。
“问了。”我回答道。
“那你告诉他们没有？”父亲似乎有些急切。
“告诉了。”我答道。
“你这个憨儿子，你怎么能告诉他们你的名字呢！”父亲似乎很有些懊恼。
“怎么了？”我有些不明所以。
“这几天在家里好好待着，尽量别出去。”父亲交待道。
“我是去说道理，又没去打架闹事，难道还会有人找我的麻烦？您真是太多心了。”我有些不以为然，我觉得父亲太过大惊小怪了。
“憨儿子，你留了姓名，人家一问就知道是你，知道你是个碍事的。”
我悚然一惊。我怀着信任与期待而去，别人问个名字，我怎么可能不回答？我实在没有想太多。不过随即，我还是有些不以为然，我觉得还是父亲过虑了，他把事情想得太坏。
“爸，你想太多了。”我说道。
父亲见我如此，知道我没听进去，他决定给我讲些事情。
“组里的于伯伯你是知道的，他是个好人。”父亲掏出烟盒，抽出一支，给自己点上，“他就挨过打，因为上访的事情。”
“有这样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我有些吃惊。
“呵，你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父亲笑道。
“我们六组原来是有组长的，现在却只有代组长，你晓得是什么原因吗？”父亲说道。
“不晓得。”我回答。
“就是老于把原组长给告倒了。”父亲吸了口烟，继续讲道：“那还是好几年前的事了。那时候还要交公粮水费，由村组长挨家挨户地上门收缴。每家每户每年每季具体要交多少、有哪些项目，交钱的人自己都可能搞不清楚，靠收钱的人来解释。在这样的情况下，首先经手这些钱的组长们就有文章可做了。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组长都会做文章，但是我们六组的组长做了，他是否巧立名目多收钱不敢说，但是贪污公款却是无疑的。”
父亲弹了弹烟灰，继续讲道：“其实他贪污公款的事组里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没有人敢公然指责他，没有人敢管他的闲事，没有人敢得罪他。老于管了，他实在看不惯原组长这种贪污公款的劣行，他跑到镇里，把原组长给告了。”
听到这里，我不由得插话道：“于伯伯真勇敢，别人都不敢管，就他敢管。”我由衷地佩服。
“他确实勇敢，但是勇敢是要有代价的，所以他挨了打。”父亲看着我说道。
“可是原组长怎么知道是于伯伯管了他的闲事？于伯伯去镇里是偷偷一个人去的吧，想必他也不会告诉周围其他人。”我有些疑惑地问道。
“没有不透风的墙。”父亲言简意赅。
我明白父亲的意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如果不是老于告发了他，拦了他的路，凭他的手段能力，他现在说不定已经干到镇里去了。”父亲似乎有些唏嘘。
我想说点什么，但还是什么也没有说。
“幸好老于还算聪明，被打的时候，没有还手，所以也只是挨了一顿打，没有伤筋动骨，第二天他就能下地干活了。”父亲不无庆幸地讲道。
我有些怔然，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同时我也有些害怕。我回想自己在镇里讲过的话，我不由得有些庆幸自己没有显得尖锐。
看看我的表情，父亲知道他的话起了作用，然而他没有就此打住的意思。父亲又抽出一支香烟，用手里快要燃尽的烟头将其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将烟头扔掉，继续讲道：“地方上有‘狠茬子’，他们是地方上的霸。他们胆大妄为、横行霸道，地方政府难道不知道？”
父亲吸了口烟，吐出一口烟雾，接着讲道：“地方政府当然知道，但是很多时候，地方政府却需要倚重他们。比如拆房征地，有他们帮忙，那就很容易进行。”
父亲的话让我不禁有些怔然失神。父亲停顿了一下，又吸了几口烟，继续讲道：“你知道镇里现在要搞城镇建设，要搞开发，要发展工业，要建工厂，那就需要大量的土地。我们村四组和三组先后都是被征了地的。村委会后面那片土地，现在打起了围墙在建工厂的，就是征的三组的田。”
“政府征田会给补偿的吧？”我插话问道。
“是给了补偿，被征地的人也都收了，你情我愿的事情，看上去是这样。”父亲略带笑意。
“难道不是这样？”我疑惑地问道。
“镇里征四组的田时，四组很多人都不情愿自己的田被征，也有人是嫌每亩田四千元的补偿太低的，一时间似乎有些群情汹涌。四组有人冒头说了话，冒头说话的人还是四组一位颇有威望的老者，紧接着这位老者就被打了。一群陌生人围住了他，胖揍了他一顿，并给了他警告，然后扬长而去。然后四组的人们便都平静了，他们老老实实地收了钱，交了地。”父亲笑着讲道。
我有些震惊。我听说过类似的事情，然而那却都是在报刊网络里所见，我一直以为那是很鲜见的事情，新闻里不过是将它夸大了。我一度觉得这样的事情离我很遥远，然而我却不曾想到，它已经在离我如此近的距离内真实地上演过，而我却还一无所觉。
“后来征三组的田时，三组种田的人也不愿意，然而，有四组的前车之鉴，三组的人都明白，镇里既然决定要征他们的田，那么就必然是能够征成的。”父亲笑着弹了弹烟灰， “当然三组也还有人不甘心就这样被任意宰割的，有人说要到上面去告状。”
“那去告了没有？”我有些紧张地问道。
父亲笑道：“镇里的人回应说，谁要告尽管去告，他们不怕告，上面允许他们这样搞的。”
“那到底有人去告了没有？”我不由得有些急切。
“当然没有。听到镇里这么说，三组的人们便都偃旗息鼓了，加上一些陌生人在村组里屋前屋后地晃来晃去，大家也都明白了形势。跟四组的人一样，他们也都乖乖地拿了钱，交了地。”父亲终止了笑意，平静地讲道。
“不过他们拿到的补偿比四组高一些，这次镇里每亩地给了大几千的样子。”父亲又补充道。
我沉默。我真想说点什么，然而我却不知道我该说点什么，我又能说点什么。圈地运动？历史真的就如此巧合以至于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却上演着同样的事情？随即，我拋弃了这样荒谬的想法。我想我是过于敏感了。
我不太能想明白，镇政府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田征去卖给投资商们建工厂呢？难道让这些土地继续生产粮食就不好吗？位于江汉平原腹地的这些良田一直是粮食的高产区，难道说国家粮食年年增产已使得这些良田变得相对过剩？还是说这些国家刚刚花费大量财力进行过土地整理的良田天然地就更适合用来建工厂？然而，这些我都无从得知。
“你应该知道，国家有一项低保制度，是为了保障困难人群的最低生活水平的。我们这里，靠捡垃圾卖废品生活的八十多岁的老太太都没有去领低保，而一些整天吃饭喝茶打麻将的正当壮年的人却领着低保。这些人凭什么能领到低保？因为他们有关系。儿子，你得明白，现在这个社会是一个凡事讲关系的社会。有关系会经营关系，你就能吃得开；没有关系又不会经营关系，那你就办不成事。就像这次分田一样，他们有关系，所以镇里支持他们。”父亲似乎在不失时机地教育我。他的话令我深思。
“其实当官的特别讨厌那些上访的。因为很多问题说不定正是那些在位者自己的问题，你去上访，就相当于要他们自己揭露自己、自己处理自己，他们能乐意？所以你老头我从来不去上访，一是不想去讨人嫌；二是如果去上访了，能解决问题还好，那样就算事后挨了打也值了，就怕是挨了打又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太划不来了。”
父亲的这番话我不能完全赞同，然而我却不能不深思。我想我先前就那样跑到镇里去的行为确实有些过于鲁莽了。然而无论如何，我从那里得到了一些信息。
我之前还疑惑为什么村委会对分田的事这么上心，现在我明白了。我想，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全部信息足够我重构整件事情的全过程了。
六组一些当年分田的时候选择了放弃田的人现在又想要田了，他们要求重新分田。可是，种田的人们都不愿意重新分田，因为当年分田的时候讲好了要维持三十年不变，那可是签了文件的。
那一次分田进行得相当慎重，所有家庭都被通知要慎重考虑和选择，因为这次分了以后要维持三十年不变的。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有人选择了不要田。那时候，种田要交繁重的公粮水费，要上水利任务，耕种收全靠人力，既辛苦又不赚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人觉得，田完全就是一个累赘，于是他们一脚踢开了这个累赘，去谋取别的更好的营生。而到了现在，国家农业政策变了，种田不但不用交税，反而还有补贴，于是原先的累赘现在变成了香饽饽，那些当年将它一脚踢开的人现在却开始把深情的目光投向了它，并且想要重新拥有它，于是，他们要求重新分田。
对他们重新分田的要求，种田的人们这样回应：“当年分田的时候说好了要维持三十年不变，这是组里所有人都知道并认可了的，现在才过了多少年，你就又要分？再说，你现在没有田是因为当年分田的时候你自己主动选择了放弃。当年你嫌它是个累赘不要它，现在觉得它有利可图了便又想要，这没有道理。”
当年分田以后，因为讲的是三十年不变，种田的人们以为他们将能长期拥有自己分到的田，一些种田人把自己分到的田与别人进行调换，让自己零散的田块集中起来以方便管理。他们有人一镐一镐地挖土，一担一担地挑土，把自己的田整理平整，以让它更适合生产种植；也有人对自己分到的田进行了更深度的改造，以进行专业方向上的种植或养殖，他们把自己多年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投了进去，他们满怀期待并充满干劲。但是如果现在重新分田的话，种田的人们这一切的心血都会打了水漂，甚至有人血本无归。所以，种田的人们不愿意重新分田。
“我只是想要拿回我自己的田而已，我从前也是有过田的，正是因为我不要了它才分给了你们。现在我又想要了，你们凭什么不还给我？”要求重新分田的人雄辩滔滔。对这种理论，种田的人们不知道该如何反驳。六组原组长大人正是这种理论的创立者，当年分田的时候他选择了放弃，他现在又想要田了，他要求重新分田，他是此次分田行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
“哪个敢反对这次分田，老子就捅死哪个。”有人放出了狠话。
种田的人们无言以对，但他们打心眼里不愿意重新分田。他们不敢再说自己反对分田，但是他们可以不搭理。这样一来，田似乎分不成了。
要求重新分田的人是以原组长大人和原警长先生为首的。原组长大人当过六组的组长，后因贪污公款被人揭发而下了马，他能言善辩，富有组织能力；原警长先生曾经是我们当地的风云人物，他当过兵，穿过警服，后因犯事被清理出了队伍，然而他余威犹在。原组长大人和原警长先生们一经商议，觉得得想想办法才行。无论如何，分田的目的是一定要达到的。
他们商议后认为，要想达成重新分田的目的，首先要集合更多的要求重新分田的力量，仅仅只有他们几个人要求分田是难以成事的。那些种田的家伙们虽然不敢当面反对他们重新分田的提议，但是这些家伙们却可以不合作、不搭理。
原组长和原警长决定动员动员组里那些和他们一样没有田的人。
“你也应该站出来要求分田。和从前不一样了，现在田可是个好东西。假如你分到五亩田，那你就能每年领到大几百块钱的国家农田补贴，你自己不种田，但你可以把你分到的田租给那些种田的人种，每年至少又能收到大几百块钱的租金，这样合计下来，一年就有一千多块了。当然了，钱虽然不多，但来得轻松，你坐在家里什么也不用做，这笔钱就会自动送上门来！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吗？而且，以后国家的农田补贴说不定还会增加，这样你得到的钱就更多了！”原组长循循善诱，他很明白晓之以理、动之以利的道理。
听了原组长的话，被动员的人茅塞顿开，他觉得分田真是一件好事情、他应该听原组长的。但是他还有顾虑：“当年分田的时候讲的是三十年不变，我们那时候选择了主动放弃，现在三十年还远没到期，我们现在就要求重新分田，那些种田的人是不会同意的吧？”
“你这样讲就错了。当年分田的时候，正是因为我们不要了，我们的田才分给了他们。他们一直在种着我们的田！他们种了我们的田，却从没给过我们租金，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我们现在要求分田，只不过是想拿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不过是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罢了！”原组长义正词严。
被动员的人觉得原组长说得很有道理，然而他还有顾虑：“虽然道理是这样，可是那些种田的人不会愿意把我们的田还给我们吧？如果他们不愿意分田，我们也没有办法啊。”
“没有办法？怎么可能没有办法！只要你们听我的，我保证让你们分到田。分不分田可不是他们那些种田的人说了算的。”原组长面带微笑，一幅成竹在胸的自信模样。
见原组长如此有把握，被动员的人便打消了顾虑。当然，并非所有被动员的人都被原组长说动了。也有人觉得既然当年是自己主动放弃，现在看到田有利可图了就吵着要田、吵着要分田，是有些不合适的，所以他们婉言谢绝了原组长的盛情邀请。当然，这样的人很少。
原组长虽然仕途止步在了村组长这个位置，并且跌了下来，但他毕竟是当过官的人物，他有组织能力，又能说会道，也会经营关系，村里镇里他哪里都熟。他们到了镇里，取得了镇里的支持。镇政府向村委会做了批示，要求村委会妥善安置这些没有土地、没有依靠的人们。村委会得到批示，开始积极策划。
村主任找来六组的代组长。六组原组长下马后，村主任为了方便开展工作，便任命了现在的代组长，他对代组长有“知遇之恩”。
“有人到镇里告了状，上面作出指示，要求你们六组重新分田。”村主任直奔主题。
“这……可是现在分田，大家都不愿意啊。当年分田的时候，讲的是要维持三十年的，现在还远没到期啊。”代组长为难地说道。
代组长也不愿意分田，他们家也是种田的。六组的田是按户均分的，如果现在再分，参与分田的户数必然增加，那么现在所有种田的家庭所拥有的田的数量都将减少，代组长家的田当然也会减少，虽然不会减少太多，但代组长是极不愿意看到自家的田减少的，所以他不愿意分田。
“上面已经下达了指示，是一定要分的，这是没办法的事。”村主任说道。
代组长真的很为难，尽管自己是村主任一手提拔，但是对分田的事他实在难以赞同。
看到代组长一幅为难的神情，村主任微微一笑，说道：“我们有分田的依据——按人口分田。”村主任很明白代组长的顾虑，他也很清楚代组长家里的情况。
代组长乍听一愣，随即便是一喜。聪明人反应都快，代组长是个聪明人，他的反应也快。
“既然分田是上面的指示，那我坚决拥护！”代组长满脸堆笑，连连点头。
代组长起先是没有跳出思维定势，他以为再分田的话还会按户分，这样的话他家的田势必会减少，他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所以他不愿意分田。但是如果按人口分的话，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代组长家里现在正好人多，他们家有八口人，而组里三口人、四口人、五口人的家庭居多，也有只有两口人的家庭，代组长很熟悉组里的情况。如果按人口分田的话，代组长家占尽优势，即使参与分田的人数增加，代组长家的田却不但不会减少，反而还会增加，对这种情况，代组长是极乐于看到的。代组长一向是个聪明人，村主任稍一点播，他就回过味来，这也正是村主任欣赏他的原因。
代组长这一连串的反应变化，村主任其实早已预料，然而亲眼看到代组长上演这些变化，他还是觉得很满意。
“那分田该怎么进行呢？那些种田的都不会同意啊？”代组长提出疑问。此时代组长的脑袋并没有闲着，从他认识到分田对自己有利的那一刻起，他的脑袋就已经高速运转起来，他在思考如何才能促成分田一事。
“他们同意我们能分，他们不同意我们也能分，我们都有办法。”村主任不无得意地讲道，“我们有分田的依据，处理这种问题，我们早有经验。”
代组长一幅洗耳恭听的样子，村主任看了一眼，很是满意。代组长此时心中正盘算着，组里还有几户种田的大家庭，他应该能够轻易说服这几户家庭使他们同意分田——同意按人口分田，不仅如此，他甚至还有可能说服他们中的一些人使这些人主动站出来要求分田，这都会有利于促成分田。代组长的脑筋飞速地运转，他甚至有些为自己的敏捷思维而自得。
“现在兴讲民主，讲自治，我们要顺应这一政策形势，我们不能落人话柄。”村主任的话将代组长从高速思维里拉了出来。
“所以，该走的流程，我们必须要走。当然了，这个流程也很简单，就是搞个走访，再开个群众代表大会。”村主任拿起茶杯，抿了口茶。
“流程虽然简单，但这里面也有学问。走访好说，我们想要走访谁那就走访谁，不过这群众代表大会却要仔细些。各方的代表都是要有人出席的，但是比例要控制好。”村主任又低头抿了口茶，接着讲道，“那些没田的并要求分田的人都会来，他们将是主要的与会者；那些有田的又同意分田的人必须请来；那些有田的又不同意分田的人，选择性地通知他们来。”
代组长仔细聆听，细心领会，生怕有所疏漏。这是真正的学问，代组长觉得自己一定要把握住学习的机会。
“从那些不愿意分田的人中选择代表的标准就是，找老实又嘴笨的，这样的人才是理想的代表，到时候我们还要安排各方代表发言的。”村主任一幅驾轻就熟的语气。
代组长听得连连点头，他由衷地佩服主任的思虑周全和高明手段。对主任和村委会，他不由得生出几分高山仰止之感。
“六组的情况你熟悉，选人的事就交给你了。”村主任看着代组长说道，他的眼光里满是信任和鼓励。
“主任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代组长连连点头表示没有问题。
“开完群众代表大会，通过了分田和按人口分田的决议，我们村委会的工作就基本结束了，后面具体分田的事就由你来操办，你要多听听那些要求分田的人的意见。”村主任细心地交待道。
“主任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代组长连忙说道。
村主任对代组长的回答很是满意，他就是欣赏代组长的这种精明干练、一点就通。
“还有，最后抓阄选地的时候，那些种田的人肯定没有几个人会去。他们不去更好，你安排的时候可以把好田放在前阄，把差田放在后阄，你们先到先抓，后到后抓，不去的那些人，你们可以把剩下的阄依次排给他们。我们村委会到时候会派人到抓阄现场去监督，以保证抓阄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村主任滴水不漏。
代组长连连点头。看来这次分田不仅能增加他们家田的数量，还能改善他们家田的质量。面对主任如此细心关怀，代组长不由得心生几分感动，他决定以后一定要跟紧主任的脚步、一定要多为主任分忧，以报答主任的关怀和照顾。
“还有很重要的你必须明白的一点就是，你们六组分田是你们六组自己的事，我们村委会是不干涉的，我本人也是不干涉的。我们从不干涉组民的内政，我们村委会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引导村民自治。”村主任坐直了身体，看着代组长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明白，我完全明白，请主任放心。”代组长连连点头表示明白。代组长确实明白，他后来的言行证明了这一点。代组长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他自己也是不愿意分田的，他和种田的人们是同一阵线的。“他们要田的人到上面去告了状，上面下来批示，要求我们六组重新分田。唉，大家都不愿意分田，我也不愿意，但是分田是上面的要求，我们不能不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代组长每次都说得很无奈，种田的人们每次也都听得很无奈。
一切按部就班、井井有条地展开了。代组长手里干着、眼里看着、心里喜着，当然了，原组长和原警长同样如此；种田的人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田被分，他们怒在心里，然而，他们对此无可奈何。他们敢怒，但不敢言。他们怕拳头，他们更怕刀子，他们不过是一群老实巴交只会种地的“泥腿子”。
“泥腿子”们从来都怕“狠茬子”。当然，他们也恨，然而他们更怕。几千年以来，这一点似乎从不曾改变。
群众代表大会之后，种田的人们都明白他们是阻止不了分田的，然而还是有人想做一点挣扎，他们想在分田的方案上做一些争取。他们去村委会讲理。
“按人口分田的话，好些种田的家庭剩下的田就仅够种点口粮了，一下子减少得太多了。”他们到村委会里诉说道。
“这是没办法的事，按人口分田是有政策依据的，要怪只能怪你们家里人不多。”村主任无懈可击地回应道。
“你们可以赶快给儿子娶个媳妇，或是给女儿招个女婿，只要拿来结婚证给我们看，我们就给你们多算一个人、多分一个人的田。”村委会里有人为他们指了条明路。
村委会的话让他们无话可说，村主任说得有道理。他们只能怪自己没有早点给儿子娶媳妇，如果早点给儿子娶了媳妇，媳妇再生两个孙子，现在家里的人口就会多了三口，这就是倍差了。可是他们也不知道突然就要分田啊，如果早知道要分田，要按人口分田，那他们就可以早点给儿子娶媳妇，再让儿子媳妇多生几个孙子，那现在家里人就多了。不过现在这些都已经来不及了。
“其实你们也都知道，那些吵着要分田的人并不是真的想要种田，他们不过是想要一点国家农田补贴而已，他们分到了田，自己不种，必然要租给你们种。所以你们不用太担心，你们还是会有田种的。”村主任不无安慰地说道。
知道事不可为，他们也都放弃了。
种田的人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田被分，看着自己的心血付之东流，他们却毫无办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奈。生活总有太多的无奈，或许，对这些种田的人们来说，这也不过是又一次的无奈而已。
然而我却有些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无奈。我以为这不是什么无可奈何的事情，当然，是在我去镇政府之前。我不相信政府会不支持靠勤劳种田致富的人们，然而，他们真的不支持。镇政府之行毁灭了我天真的自以为是。
我去了趟镇政府，回来又听父亲讲了些事情，我明白事不可为。我取消了去一趟市里的想法，我想我不应该再瞎折腾了。然而我似乎还是有些不能死心。
父亲不在的时候，我忍不住拿起电话，拨通了“12345”。
接电话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声。她的声音里透着平和和耐心，没有丝毫不耐烦的样子，这让我有些安心。我跟她讲了一些事情，她一直都耐心倾听。
打完电话，我心里轻松了许多。我不指望一个电话能有多大作用，然而，我真的需要找个人倾述一下。无论如何，我轻松了一些。
从电话里我得知，如果要分田的话，首先要有人提出动议，然后大家开会讨论，只有当80%以上的绝大多数的当事人都同意分田的时候，那田才能重新分。然而，知道了这一点，我并没有欢欣雀跃。我告诉自己要放下。
我告诉自己要放下，然而我却怎么也无法平静下来。我甚至有些痛恨这些种田的泥腿子们的懦弱。他们是如此地胆小怕事，他们只知道默默忍受，在民主权益和人身安全之间，他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后者。我痛恨他们的这种选择，然而我却知道我没有资格。我跟他们一样地懦弱、一样地胆小怕事、做出了一样的选择。我从未敢在任何公开场合发表任何反对分田的意见，我最多就分田的具体方案提过建议。然而，正如于伯伯曾经对我所说，“你的方案再好，他们也不会听你的”。当时我尚未能领会这句话的真正涵义，现在，我明白了。
我告诉自己要放下。天无绝人之路，无论如何，人们总有办法生活下去。现在是一个大好的时代，只要有手有脚，只要肯干活，便哪里都能有饭吃。那些被征了地和分了地的人们，也许他们可以考虑干点别的事情，比如到城里去打工，从而开始一个全新的职业生涯。他们种了大半辈子的地，从来也只知道种地，但是现在，他们不用再种地了，他们可以尝试一些新的生活。虽然他们多数人的年纪可能有些大了，但是他们勤劳朴实、干活扎实、不挑不拣，我想，城市是不会拒绝他们的，总有些地方是需要他们的。
或许，这些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告诉自己要放下。然而有些问题我还是不能真的放下。
美国人老爱说中国人没有民主，没有人权。对这种说法，我向来是深恶痛绝的。每见到这种言论，我必然痛加斥责和反驳：“你们这是赤裸裸的恶意诋毁！我们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的温暖怀抱里，我们有先进的人民民主制度，朗朗乾坤，青天白日之下，我们自由、民主、博爱！我们是幸福的中国人民！你们凭什么说我们没有民主、没有人权？！你们不过是想抹黑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辉形象！这简直是有史以来最恶毒的攻击！”我义愤填膺，慷慨激昂。
现在，再次遇见这种言论，我依然不会沉默，我依然要反驳。然而，我可能会有一些底气不足。
政治老师曾经告诉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人民的民主议会制度，它让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第一次拥有了真真正正的民主。对此，我从来坚信不移，我为我的国家拥有这样的先进民主制度而感到幸福和骄傲。现在，我依然相信着它的先进性，只是我想，正如没有任何完美的制度一样，它或许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小问题，等待着被人们去发现和完善。
在基层民主这里，我想我发现了一些这样的小问题。
我热爱我的祖国，爱她的天空，爱她的大地，爱她的历史，爱她的文化，爱生活在她怀抱里的人们。卑微而又怯懦如我者，从来谈不上为她做出了任何的贡献，然而，我真的爱她。我相信着她的美，我祈祷她能越来越美，即使我看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宁愿选择相信这些不过是非常局部、非常罕见的一点瑕疵而已。
然而，我却明白，关于分田的事，镇政府不可能仅仅为了满足少数人的不合理诉求就摆出现在这种面孔。或许有熟识和关系的原因，然而，这些还不足以使镇里的人摆出如此态度。他们并非无脑之辈，他们完全明白这样做会让更多的人咬牙切齿地痛骂他们。他们不可能会愿意为了支持少数几个人的不合理诉求而让更多的人来痛骂他们，那些找他们帮忙的人还不具有如此份量。然而，他们确实这样做了，这里面必然有着更加深刻的原因。
他们要搞流转田。
“推动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我见过这样的标语，村委会的围墙外就扯着这样的横幅。要建设流转田，就需要农民们把土地让出来，然而这一步却有些难以进行。
这些农民们太依赖土地了，他们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土地。他们已经种了大半辈子的地了，过去要交繁重的农业税，要上水利任务的时候，他们就在种地，那时候种地全靠人力，辛辛苦苦种地一年，除去开支和税收，剩下的仅能糊口，然而他们没有放弃土地。到了现在，国家农业政策改变，种地不用再交税了，国家反而还给农田补贴，这对中国的农民而言，数千年以来，他们头一次享受如此待遇。历史上，免税就已经是天大的恩泽了。有这样好的政策，他们种田更起劲了，而且现在有机械帮忙，种田比过去要轻松省事了许多，多出来的时间，他们还可以搞搞副业，增加收入。他们对现在的生活觉得满意，他们比从前更加地信赖土地、更加地不愿意放弃土地了。
可是农民们不愿意放弃土地，那流转田还怎么搞得下去？必须要想办法。要想办法降低他们对土地的依赖性、降低土地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和价值，这个办法就是分田，频繁反复地分田。
田也有性格，俗称田性。一块田的性格，你要种上几年，你才能摸得清楚，才能知道怎样种才最好，所以种田的人们一般不愿意频繁地分田。刚刚种熟了的田，好不容易摸清了它的性格，重新一分，又要面对新的田，又要重摸田性。对种田的人来讲，摸清楚一块田的田性并非很简单、一下子就能完成的事情。
频繁反复地分田，能够让田充满不确定性，能够让种田的人们变得无所适从，让他们觉得田是不可靠的，让他们觉得田无法提供保障，并且每一次分田都会对种田人的生产安排造成巨大的干扰，这样也有利于让种田的人们无法安心种田。这样，田在种田人心中的地位会不断下降，他们就会更愿意放弃土地了，这样，流转田就容易搞下去了。
无论如何，我不得不承认，这是非常有效果的手段。或许过一段时间，那些标语就会变成“加强推进土地流转，加快发展规模经营”了。然而对这种有效的手段，我却有些难以认同。
我一向认为，规模经营，是农业发展的自然方向，流转田，是农村土地演变的自然方向。流转田的形成或许可以被“推进”，然而我无论如何却不曾想过，它会以这种方式被“推进”。
正在进行的将分散的农田集中连片，搞流转田，搞规模经营，这或许是新一次的土地改革。然而，我更宁愿它是一次土地的变革。在过去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中，分田是一种结果，而在此次的土地变革中，分田却似乎沦为了一种手段。
对流转田，我早已认识到它是农村土地发展的一种趋势，但是我原本以为它的形成会更加缓慢、更加自然一些，我曾经以为它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缓慢地自然地形成。我不曾想到，它会来得如此猛烈，以这样的方式。我曾听说在一些地方已经建成千亩规模的“家庭农场”，当时我并未在意，我以为它不过是一种自然演变的结果，然而现在，我只能但愿如此。
某位大法官阁下曾讲过，“政府是威力强大无所不在的教员，他时刻在用自己的榜样教育人民”，我深以为然。我想，就算要推进土地流转，要加快建设流转田，也应该还存在着更加阳光一些的其他的方法。然而，或许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
当田都变成流转田后，接下来就应该是产权问题了。田变成流转田后，农民还是拥有土地产权的，然而他们与土地联系的纽带已然非常薄弱。当产权被彻底买断的时候，我只希望它能进行得更温和一些、更自然一些、更阳光一些。
我也曾听人说，政府将要在我们这里搞聚居区，所有的农村人都要被集中起来居住，像目前这种零散居住的生活方式将不再被允许。我曾以为是捕风捉影的事，然而现在，我却不能不考虑它的可能性。
我喜欢农村的生活。这里松散、空旷、阳光灿烂，端把椅子坐在家门口，你就可以奢侈地享受阳光，没有任何的限制。在农村，人们会在屋前屋后的空地上种些蔬菜，自己种自己吃，理下的菜叶子还可以拿来喂鸡喂鸭。这种自己种菜自己吃的行为方式，或许不利于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或许不利于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或许于国家的GDP毫无贡献，或许有一些小农经济，然而，它却自有一种生活的情趣在其中，我甚至把它看作一种文化。
我喜欢农村，喜欢它的松散，喜欢它的阳光灿烂，喜欢它湛蓝的天空，喜欢它广阔的田野，喜欢它的炊烟，喜欢它的柴火，喜欢它的土灶，喜欢它散养的鸡鸭，喜欢它绿意盎然的菜园……然而我却明白，我所有的喜欢或许仅仅不过是我个人的偏好而已，毫无代表性可言。或许，时代的发展终要将这一切革除。或许，农村的人们终将被聚住在一起，他们每天去买菜，去上班，从此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然而，我却以为，城乡之间，于收入水平，或可称差距，于生活方式，则只是差异。或许不同的生活方式效率上有高有低，然而，效率并不能成为衡量生活方式的全部标准。每一种生活方式都自有其风格和内涵，我以为，生活方式是应该被允许多元化存在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方式总在不断自我演变，就算是要改进，那也应该是自然地加以引导，而不应强力施为。
或许，这种对被强行改变生活方式的担忧只是杞人忧天吧，也许它根本就不会发生。我希望如此。
然而，我却明白，城市化的进程无可阻挡。它就像一个怪物一样，吞噬着一切。
地方政府要搞城镇建设，要发展工业，就要建工厂。而要建工厂，就需要大量的土地和工人。征田，能够解决近期的土地和工人问题；分田和促进流转田的建设，又能解决远期的土地和工人问题。无论怎么看，这都是非常有效的方法手段。征田和分田，都能在事实上有利于城镇化建设、有利于工业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变。
然而无论如何，我都以为，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方法手段，是应该要有所选择的。
政府肆意破坏自己所制定的规则，只会引诱人民各行其道，只会让人民变得无所适从，甚至会让人民产生根本信仰上的动摇。或许政府破坏规则只是为了更方便地解决某些问题，然而，通过破坏规则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往往会导致更多的问题。这些被导致的问题或者具有间接性、或者具有隐蔽性的特征，一时难以被察觉，然而它们可能将一直存在下去直到有一天突然爆发。当然，或许这也不过是我在杞人忧天。然而，肆意破坏规则的负面影响却不止于此。
自私、贪婪、嫉妒、怜悯、宽容、谅解、奉献……这些都是人性的基本内容，无一可被泯灭。它们构成的比例不同，导致了个性的各不相同。卑劣与高尚，是人性的一体两面，存在于每个个性中。在个性演变的过程中，个性与个性之间，总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一个个性显示何种面貌，会受到它周围其他个性所显示的面貌的影响，而它所显示的面貌，又会影响到它周围其他的个性所显示的面貌。卑劣激发卑劣，高尚带动高尚。在全部的个性中，政府无疑具有最强大的个性，它们所呈现的面貌，会显著影响其他弱小得多的个性所呈现的面貌。当它们显示卑劣时，会激发更多的个性显示卑劣；当它们显示高尚时，会带动更多的个性显示高尚。个性与个性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总是处在一种动态变化之中，这种动态变化的具体反映，就是社会风气。
我以为，高尚并不仅是一种品德，它更是一种规则状态。当我见到周围更多的个性显示卑劣的时候，我确实感到悲伤，但我却不愿意太过指责，它们不过是一些弱小的个性而已。甚至对地方政府，我也不愿过于苛责，因为它的个性也会受更加强大的个性所影响。
这些或许就扯得有些远了。或许，历史的发展已经到了要求中国的农民彻底向工人阶级转变的时候了。然而，我曾经以为它会来得更晚一些、来得更自然一些，它的过程会更缓慢长久一些。突然的转变往往伴随着痛苦。我害怕遭受痛苦，我也害怕看到别人遭受痛苦，然而，这些却不是我能决定的事情，我唯能祈祷。
无论如何，中国的农民对中国的发展都是有过贡献的。无论是在民族革命还是在民主革命中，中国的农民都有过自己的贡献，他们从来都是革命的支持者。
中国的现代工业几乎从零起步。要发展工业，就需要大量原始资本，然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可能像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海外掠夺的方式快速地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况且时代背景也没有提供这样的机会。但是我们不能不发展工业，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农民曾整年辛勤劳动却依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他们节衣缩食，因为他们要为中国工业的发展积累原始资本，这或许是他们某种光荣的历史使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了现在，中国的工业已然初具规模，似乎，中国的农民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或许，他们不用再种地了，他们也不再需要土地了。他们已经种了太久的地了，几千年以来，他们祖祖辈辈，一直都在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耕种着中国的土地，他们从来都是如此地信任和依赖土地，或许，是到了将他们从这一持续了数千年的使命中彻底解放出来的时候了。当然，没有了土地，他们可以做一些别的工作。或许，政府对他们早有安排。
三十年土地产权不变，我曾经把它理解为一种报答感恩和关怀的思想，然而现在，我却已不知道该如何去解读它。
上位者对人民喜怒厌憎的真实情感变化，我想人民都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然而，无论如何，我都以为，中国的农民或许思想有些落后、觉悟有些不够高，或许他们确有所谓的小农意识，但这些都不应该成为他们被鄙弃的原因。所谓的小农意识，我想我也是有的。在我看来，它不过是人性的具体内容之一，它在个体身上是否表现以及表现到何种程度，与社会风气和个体的认知水平不无相关。个体的认知水平可以通过教育来提高，没有比知识和教育更能彻底地提高一个人的认知水平的了。当然，教育需要时间，发展教育需要时间，接受教育同样需要时间。只有当一个人的认知水平提高了以后，他的思想和觉悟才更容易提高。无论如何，中国的农民们始终是对这个国家有过贡献的人，决策者们在制定和执行决策的时候，或许应该要更充分地考虑到这一点，多给他们一些真正的自主选择的空间。
我始终坚持认为，当真正的民主缺位时，生产关系是不可能能够被调整到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那只能是瞎调。当然，这或许只是我的偏见。
无论如何，发展的脚步不能停下，然而步幅却应该是要有所斟酌的。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毫无疑问；“我们要又快又好地发展”，好是第一位的，快是第二位的，我想所有人都是这么理解的。邓小平同志讲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我从来都佩服他的远见性。我以为，这句话虽然通俗易懂，但它所包含的内涵和思想却无比丰富，它既告诉了艰巨性，更体现了“稳”的思想。或许，我们的政府现在给了自己太大的压力。
或许我们并不一定非要在某个时间之前达成某个目标，晚几年达成又有什么关系呢？生活并不全是指标和数字，幸福同样如此。只要能够保证确实是在朝那个方向前进，确实是在一天比一天好，那就已经足够了。我以为，这种稳步向前迈进的状态本身才应该是被孜孜以求的结果。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来说，当我们关注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会只看两个时间点，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两个点之间的具体过程。当领导者们带领人民大步向前迈进的时候，或许他们偶尔也应该回头看看，看看他们的人民是否跟得上他们的脚步。
过于急切的求发展，就可能需要打破常规方法，因为常规方法可能见效缓慢并且更费周折，而这样的打破常规很可能就意味着践踏规则，而践踏规则往往就意味着强行弯曲众多人的意志，此时，我以为发展本身，已不再具有多大的意义。
我看到和听到一些东西，我告诉自己要放下、要自在，然而我却无法做到，我无法停止思考。或许是我太过敏感了，或许我过度地解读了这些事情，或许我是一叶障目，不见了泰山。或许吧，我希望如此。
我不在意意识形态的东西，我也不在意是否是人民民主专政还是别的什么，我只在意是否能更加坦然地活着，和大家一起。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我深切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并非物质的匮乏，而是意志的弯曲。
我热爱我的祖国，对她的未来，我从来都充满了向往和期待，这从不曾改变。只是过去，这种向往和期待是如此的纯粹，然而现在，这些向往和期待里，却似乎夹杂了一些别的东西，或许是一些担忧，或许，也有一丝害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