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杲
见到马永红之前，我把被子抱到客厅的沙发上，开着电视，一夜没有睡觉。我闭着眼睛，过一会就把电视换个频道，听新闻，听相声，就这么迷迷糊糊到了早晨。晴朗的冬日，我心情难得好到主动打扫屋子的程度，但打扫之后还是觉得很脏。我一边看电视一边随便吃了点东西打发掉早点，等马永红给我发短信。
我是在见马永红的前一个星期知道他的，夜里看了《鲁豫有约》的一期节目，是他的专访。虽然只看了最后一部分，却仍旧被他的一些话感动了，他是一个农民的孩子，怀着美好的希望与热烈的激情考进了大学，成为一名大学生，起初，他觉得大学像一杯美酒，舍不得喝，要用舌头尖一点点地舔。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当代大学生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我一直不想考大学的原因，我和马永红的区别是，我从来没有把大学或是任何学校生活比喻成一杯美酒或是什么浪漫主义的东西。于是马永红先是用频繁的献血活动来洗涤自己的灵魂，后来他开始进行支农支教，组织大学生参加新农村建设，发动群众献爱心。不止他一个人说中国要想真正强大，必须把农民的生活和思想搞上去，我想这是人人都清楚的，可并不是人人都能像马永红一样付诸行动，或是真正为这项事业出一分力。看过节目以后，我在网上联系到了他，恰巧他要从西安来北京的人民大学开会，我也想给他们一台旧电脑，所以就约了时间在我家见面。我像准备采访他的记者那样，查了一些他的资料，又在CCTV的网站看了八月份《人物》栏目他那期专题的视频，加深了一点对他的了解，同时迫切期待与他直接交谈，这种感觉既兴奋又有点紧张。我们先用短信的形式聊了几句，他说我们一定会有很多可以聊的话题，还说他一来北京就转向，我说其实我也是个路痴。
上午十点，他发来短信说公共汽车快到站了，我穿上衣服下楼去接他。远远地我就看到车站牌旁边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高个子就是马永红，另外一个是和他一起搞支农的朋友，用马永红的话说是“同志”，陈鲁豫说他叉着腰说话简直就是列宁，我说他更像毛泽东年轻的时候。他们俩都比我小一岁，马永红来北京的那天刚过完二十二岁生日，他穿着和在《鲁豫有约》里差不多的衣服，一身牛仔装扮，袖口敞开着，他的右脸颊有一块伤疤，后来得知是今年的摩托车事故造成的。我走过去，朝他叫道：“马永红！”他转过身，笑呵呵地说：“哎呀，哥们，是你啊！”话音一落，我们立刻像老朋友那样攀谈了起来，他说他和谁都是一见如故，而我正好也是容易交往的性格。去我家的路上，他说了说开会的事，有四面八方的朋友聚集在北京，还说早知道也叫我去参加会议了。我没有来得及告诉他，自己是不擅长参加会议的，因为我不太喜欢在很多人面前讲话，写作是另一回事了。他说，有电视真好，他住在不错的宾馆，电视是彩色的，他家的电视是黑白的，收一些电视台还需要通过批准，所以他一来北京晚上都是开着电视睡觉，凑巧的是，我们昨天夜里都看了同样的节目。
今天外面风很大，很冷，回到家，我给他们倒了两杯热水放在咖啡桌上。马永红环顾了一下四周，说我是公子哥，我说不是，暂时一个人住罢了，他则说他不喜欢一个人住，他喜欢热闹，喜欢和别人探讨各种问题，我说我基本上还是喜欢安静的，虽然我是一个不太安静的人。接着，我们聊起了《鲁豫有约》，听他讲了一些节目录制的花絮，我说我很喜欢鲁豫，他说他太瘦了，风一刮就会飞那种感觉，然后我们聊《人物》那期节目，他说《人物》那期做的不如《鲁豫有约》好，后者是日播节目，每次连续录制三场采访，每场有不同的大学生去听，有时录制前一天主持人才拿到采访稿，鲁豫说我们做七期有三期是粗制滥造的节目，观众也能理解，他还热情地说如果我想去现场参加录制就去给我联系编导。马永红还上过凤凰台的《社会能见度》，曾子墨主持的，他对她非常赞赏，说她材料准备得很充足，有些事他自己都不清楚，曾子墨都可以讲出来，我说那大概因为《社会能见度》不是日播节目吧。他也表示了一些不满，他有很多问题没有在《鲁豫有约》里讲出来，可能是时间有限，鲁豫总是打断他，随即提出新的问题，可他就把前面没讲完的部分巧妙地融合在下一个回答里面。他说要是能站起来讲话就好了，像在大学里演讲一样，热血沸腾，我说那个节目从没有站着讲的嘉宾，而且那么大的沙发摆着不坐，我建议他下次去《世纪大讲堂》这类节目。
终于聊到文学了，他问我看什么书，我指指茶几上的一堆书，旁边还打开着一本厚厚的《毛泽东传》，我说我原来对某某主义不感兴趣，现在反倒主动研究起来了，他翻了翻，看了看我用铅笔在上面做的笔记，那些是用来写文章用的随感。我们看书都不快，他一个月看一本书，我则是一年也看不了十本书，看书不要一目十行，什么书是要彻底看进去的，什么书是可以随便翻翻的，看书前都要分辨清楚。他在节目里提到的那本长篇小说——鲁豫念的那篇——还未出版，他说节目播完有出版社找他，但他觉得那本书写的不够好，拒绝了，我很赞成不出版不成熟的作品。他说他想写关于支农支教的书，但没确定是用纪实手法写还是用半自传小说的体裁写，我说还是纪实的好，可他认为小说更有发挥空间，我也赞成这种说法，我说我正在写一部半自传小说，就是因为写自传艺术夸张力度不够，影响整体效果，而且写成自传会影响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我说我同时写着好几本长篇和散文随笔，他很惊讶，他反对一心多用，说那样情节容易重复，但得知我写的都是题材迥异的作品后，他表示了理解和宽容。我们还聊了出版业的现状等等很多话题，他很健谈，仿佛永远也不会找不到话题，每次我们之间出现片刻尴尬的沉默时，总是他首先打破这种沉默。
我问他许多支农行动的具体事项，大多是有关行动基本路线和各种支援活动的问题。他说，他们采取三个线路一起走的办法，把农民、农民工、工人团结起来，大学生们也都会去参加工作，成为社会中各行各业的角色，为他们的事业提供帮助。他还将人分为了三种颜色，红色代表像他这样有些激进、努力倡导反腐败，恢复共产党本色的有志青年，灰色代表思想薄弱容易被说服教育、随大溜的一部分人，黑色代表压根不关心国家、政治以及人民，也没有什么思想，用我的话说就是自己吃饱了就成的行尸走肉，他说当今社会灰色的人占多数，黑色的人他早就放弃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说灰色的人大多是大学生，你只看到了大学生，还有很多我这样的没上大学的人，或是在家呆着或是出去上班，这些人里有很多是他所谓的黑色人群，对国家对政治对知识一问三不知，丝毫没有思想性，也没有任何的理想，这种人即便不是最多的，至少也和灰色的人半斤八两，而采取放弃的态度也是不对的，黑色人群也很重要。当然，我对红色人群持中立态度，因为共产主义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伟大的理想，但人性是丑陋的，马永红似乎也深知这一点，他说要尽量创建和谐社会，改变农村生活与外貌，“尽量”两个字很能说明实质问题。所以，除了黑色，红色和灰色应该掌握好其间的度，不要太灰也不要太红才对。归根结底，我是赞成他的思想，支持他的支农行动的。
马永红和我说话时，总是用“同志”和“哥们”称呼我，他也是这样称呼别人的。同志是孙中山那个同志，哥们不是讲哥们义气的哥们，我想应该是兄弟的意思吧。总之，他这个人，见一面就会让人感觉很熟悉，他是农民的儿子，出生在陕西省洛南县麻坪镇一个贫穷的山村里，他不拘小节，却申明大义，他告诉我，他的小妹妹，一星期只有五块钱的伙食费，在学校吃一顿饭大概要花费一块钱，妹妹本来想要七块钱，可父母没有同意。我想到我桌子上摆的那几本书和几张盘，只是我随便逛网站和路过音像店买的，价钱足够他妹妹吃不知道多少顿饭的，况且我花的还是母亲的钱，如此思忖，他叫我公子哥并不算冤枉，尽管我家也不是有钱人，可比起农村的孩子，我不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又是什么呢？我第一次为自己感到惭愧，也第一次如此同情中国的农民，马永红说，天下是农民打下来的，搞建设也是农民工搞的，怎么他们反倒成了弱势群体了呢？我说提高农村的经济水平和农民的思想水平知识水平，彻底改变农村的生活本质，虽然路途遥远，但做到这些，别人自然就不会再歧视他们，他们也不会再属于弱势群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句话送给马永红再合适不过了，我想。
由于马永红的朋友接到电话临时有事，我们没来得及吃饭，我本想请他吃饭的。临走前，我让他在《毛泽东传》那本书里签了字，他竖着写道“流金岁月，无悔青春——马永红”，最后写下日期和地点，把书还给我，我接过书，笑着说期待他在自己的书上为我签名，我也暗自下决心努力写作，早日出版自己的作品。
我领他们进卧室搬电脑，昨晚我已经把插销之类的东西都整理好了，他们一个搬主机和键盘，一个搬显示器，我拎着装插销、鼠标和音箱的塑料袋送他们到车站。风还没有停，温度似乎比昨天晚上和朋友出去吃夜宵时还要低，我们快步来到车站，他们把电脑放在地上，马永红说让我明年五一去他们村子看看，“老师”也在，她是个很有意思的人。“老师”是货真价实的老师，也是马永红给女朋友起的外号，她是马永红所在大学的辅导老师，比他大四岁，两个人不顾世俗眼光的反对走到一起，他们的爱情谈不上伟大，而是最普通的爱情，正是这种普通，成为了嘲笑和蔑视那些世俗人的有利武器。有的时候，平常心是最关键的所在。这些话，我都没有和马永红说，我们连口酒也没喝，连顿饭也没吃，我甚至没问他抽不抽烟，他明天也许就要回西安了，继续干他的事业，继续走他的路，他也建议我多出去走走，多和别人聊聊，当然，生活中的小事物充斥着无数灵感的源泉等待我们去发觉。下次见他，我一定请他吃饭喝酒，再递给他一支烟。
在那以前，我们在各自的路上欣赏沿途风景，偶尔唱一首歌，写一首诗。时不时也会愤怒一下，伤感一下，疼痛一下。
然而，我们无怨无悔，因为我们在路上。
（选自随笔集《我的人生之河正在流淌》第三部-再见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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