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魔都百年人文的积淀【更新海派西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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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51楼霸王哆啦于2014-07-26 11:34发表的  :
第一点，为什么通商的五口中上海发展最好，我觉得除去长毛发难财主东渡这些人尽皆知的理由，最重要的还是上海本身缺乏原有的政治建制，干扰资本在上海孵化财富的障碍要小，广州有广州府，上受广东巡抚节制，上海虽然名义上系属松江府管辖，且后建上海县，但内辖多数地区按租借的规矩办，州府行省皆不得预事。
第二，承第一点所言，上海是外国资本得以发展的渠道和平台，自然就带出了一批寄生在外国资本之下的买办资本，也只有买办，才有闲暇和余资去喝咖啡，看电影。
第三，广州人反对普通话或许有些道理，上海人反对普通话就不应该了，特别是有人还怪罪到北京人头上，真是不通情理。且不说中国近代的政治文化精英几为南方人一统，北方人就没什么发言权，何况普通话口语和书面语的现代化规范化，多数都是在上海完成的，是云集上海的江浙文化人，通过商务印书馆，三味书屋等机构，通过翻译欧美科学，哲学著作，出版新式的书报杂志，不断的在词汇和语法两方面完善普通话，至今不辍。更不要提，上海电影在引领有闲阶级讲话方式方面发挥的巨大影响。这都是在没有任何外部政治强压下产生的成就，是江浙文化精英突破地域和自身利益局限，站在更高的历史格局，在破败的时代为未来中国开万世太平的伟大情怀。否定普通话，就是在否定上海文化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作用。
第四，历史上任何国家，没有任何例外，都需要common tongue作为国内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语言工具，这是统一国家和统一市场在发生阶段的必然要求，common tongue会随着资本、劳动力等经济资源随处流动，和各地域的既有文化分布在融合的同时发生冲突，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根本不需要任何人，任何团体以任何阴谋手段既可实现，东晋衣冠士族南渡，吴越人士被目为傒狗，语言发音遭到嘲笑，吴越士人亦耻之，并以音习洛阳语为荣，随开后世吴越方言演进的大局，闭塞的农业时代尚且如此，发展如此迅速，信息几无疆界的后工业时代，你们却妄想方言如腐水不流，也太不把历史当回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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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55楼Possibility于2014-08-01 10:17发表的  :
论“海派”

作者: 沈从文

　
　　最近一期的《现代》杂志上，有杜衡先生一篇文章，提到“海派”这个名词。由于北方作者提及这个名词时，所加于上海作家的压力，有失公道处，故那篇文章为“海派”一名词，有所阐发，同时也就有所辩解。看了那篇文章后，使我发生许多感慨。我同意那篇文章。
　　“海派”这个名词，因为它承袭着一个带点儿历史性的恶意，一般人对于这个名词缺少尊敬是很显然的。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
　　“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一般人却模模糊糊的。且试为引申之：“投机取巧”，“见风转舵”，如旧礼拜六派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
　　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感情主义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侔利，也就是所谓海派。
　　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每书一出，各处请人批评；或偷掠他人作品，作为自己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
　　象这样子，北方作家倘若对于海派缺少尊敬，不过是一种漠视与轻视的态度，实在还算过于恕道了！一个社会虽照例必有这种无聊人与这种下流风气存在，但这种人所造成的风气，是应当为多数人所深恶痛恨，不能容忍它的存在，方是正当道理的。一个民族是不是还有点希望，也就看多数人对于这种使民族失去健康的人物与习气的态度而定。根据北方一般从事于文学者的态度说来，我还觉得有点遗憾。过分的容忍，固可见出容忍的美德，然而严酷检讨与批评的缺少，实在就证明到北方从事文学者的懒惰处。我觉得这种办法不是个办法，用好风气纠正坏风气，应当是可能的一件事。我主张恶风气的扫除，希望这成为不拘南方北方真正对于文学有所信仰的友人一种责任。正因为莠草必需刈除，良苗方有茁茂机会。然而在南方，却有并不宜于从海派文人中讨取生活的《现代》编者杜衡君，来替上海某种人说话了。
　　这是杜衡君的错处。一面是他觉得北方从事文学者的观念，对于海派的轻视的委屈，一面是当他提到“海派”时，自己却俨然心有所慑，以为自己也被别人指为海派了的。这是杜衡君的错误。
　　海派如果与我所诠释的意义相近，北方文学者，用轻视忽视的态度，听任海派习气存在发展，就实在是北方文学者一宗罪过。这种轻视与忽视态度，便是他们应得的报应，时间一久，他们便会明白，独善其身的风度，不但难于纠正恶习，且行将为恶势力所毁灭，凡诚实努力于文学一般的研究与文学创作者，且皆曾为海派风气从种种不正派方法上，将每个人皆扮成为小丑的。且照我所谓海派恶劣品质说来，杜衡君虽住在上海，并不缺少成为海派作家的机会，但事实明明白白，他就不会成为海派的。不只杜衡君如此。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大多数正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杂志编纂人（除吃官饭的作家在外），他们即或在上海生长，且毫无一个机会能够有一天日子同上海离开，他们也仍然不会被人误认为海派的。关于海派风气的纠正与消除，因为距离较近，接触较多，上海方面的作家，较之北方作家认识必更清楚，且更容易与之利害冲突，上海方面作家，应尽力与可尽力处，也必较之北方作家责任更多。杜衡君仿佛尚不明白这种事实，我却希望他已明白这种事实。他不宜于担心别人误认他是海派，却应当同许多在上海方面可尊敬的作家一样，来将刊物注意消灭海派恶习的工作。
　　杜衡君，宜于明白的，就是海派作家及海派风气，并不独存在于上海一隅，便是在北方，也已经有了些人在一些刊物上培养这种“人材”与“风气”。虽还不至于如上海那么稀奇古怪，然而情形也就够受了。在南方，所谓海派刮刮叫的人物，凡在作品以外的卖弄行为，是早已不能再引起羞耻感觉，早已把它看成平平常常事情了。在北方，则正流行着旁人对于作家糅合了好意与恶意的造谣，技巧古朴的自赞，以及上海文坛消息的抄袭。作者本人虽多以为在作品本题下，见着自己名字，便已觉得不幸，此外若在什么消息上，还来着自己名字，真十分无聊。然而由于读者已受了得派风气的陶冶，对于这人作品有所认识的，便欢喜注意这作者本人的一切。结果在作者方面，则平空增加了若干受窘的机会，且对于陌生的会晤总怀了恐惧。在读者方面，则每日多读到了些文人的“起居注”，在另外某一种人，却又开了一条财源。居住上海方面的作家，由于友仇的誉毁，这类文章原是不求自来的。但在北方，愿意在本人作品以外露面的作家，实在太少了，因此出于拜访者大学生手中的似是而非的消息，也便多起来了。这种消息恶意的使人感觉方法如此下流的可怜，善意的也常常使人觉得方法拙笨到可笑。一个文学刊物在中国应当如一个学校，给读者的应是社会所必需的东西，所谓必需东西虽很多方面，为什么却偏让读者来对于几个人的起居言谈发生特殊兴味？一个编辑，不将稿费支配到一些对于这个民族毁灭有所感觉而寻出路的新作家的作品上去，却只花钱来征求属于一个人的记载，这种糟蹋读者的责任，实在是应当由报纸编辑人来担负的。若干刊物的编者，现在是正认为从这种篇幅上，得到若干读者，且希望从这方面增加读者的。这种风气的扩大，我认为实在是读者与作者两方面的不幸。
　　北方读者近来喜欢读点不三不四的文人消息，从本人作品以外的半真半伪记录上，决定对于这作者的爱憎，可以说是这种恶习发展当然的结果。
　　从南方说，几个稍稍露面的对于未来有所憧憬在沉默中努力的作家，正面的被某种迫害以外，不也是成天在各种谣言中受迫害吗？
　　妨害新文学健康发展，使文学本身软弱无力，使社会上一般人对于文学失去它必需的认识，且常歪曲文学的意义，又使若干正拟从事于文学的青年，不知务实努力，以为名士可慕，不努力写作却先去做作家，便都是这种海派风气的作祟。
　　扫荡这种海派的坏影响，一面固需作者的诚实和朴质，从自己作品上立下一个较高标准，同时一面也就应当在各种严厉批评中，指出错误的、不适宜继续存在的现象。这工作在北方需要人，在南方还更需要人。纠正一部分读者的意识，并不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但我们对于一切恶习的容忍，则实在可以使我们一切努力，某一时全部将在习气下毁去！
　　我们不宜于用私生活提倡读者去对一个作者过分的重视，却应用作品要求读者对于这个社会现状的认识。一个无所谓的编者，也许想借用海派方法，对于一般诚实努力的作家，给他个冷不防的糟蹋，我们对他没有什么话说。至于一个本意在报告些文坛消息，对于中国新的文学运动怀了好意的编者，我们希望这种编者，注意一下他自己的刊物，莫因为太关心到读者一时节的嗜好，失去他们作为文学编辑的责任。
　
　　【按】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作。

我只引用，我不说话

引用

引用第59楼ＸＷＺ于2014-08-01 11:20发表的  :
毫不夸张的说，这些在元素在上海历史上已经积淀了百年。就拿周立波的“咖啡大蒜”论来说吧，这个吐槽其实很传神。百年之前上海的白领就开始喝咖啡了，咖啡原本是办公室的符号，在这里形象地比喻了海派文化。大蒜则很形象地比喻了目前农村的主流文化——记得前年看到过一个数据，那时候中国收视率第一的连续剧是赵本山的《乡村爱情故事》。这差异实在太大了。


咖啡原产非洲，举着AK跳舞的黑叔叔们一定会很同意这观点，人家多少年前就开始喝咖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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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69楼霸王哆啦于2014-08-09 23:16发表的  :
上海没有旧的政治传统，原因是无对土地经济的长期经营以及依附其上的农村缙绅，上海的经济和文化资源均来自江、浙两省，在早期并没有可以影响长官意志的所谓“民意”，在上海真正说了算的，唯有租借和外国资本。你说的什么进出口，看电影喝咖啡，30块钱养家无一不是在这个大前提下发育起来的。广东在自然经济基础上与江浙比类，但是耕地狭小，产出比江南五府有不足，但是明以来专办外贸的特殊地位，使得多余的农村资本得以栖身发展，从而在农村缙绅中成长出来了中国式的城市缙绅阶层，于是就有了广东精英思想炽热，万事为天下先的传统。而有了上海这个平台之后，江浙地主也逐渐摆脱单一的土地经济，进入工商政治学术领域，成为20年代以后引领中国的重镇。上海和广东在政治上的不同表现，并不是由于什么一方凶狠一方平和所致，而是不同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形成的不同社会结构作用的结果。
另外请问是哪位京官吃饱撑的逼全国人民说普通话的？
一代人以内方言迅速消失这种事情，难道不是在全国各个地方每天都在上演么？不过独有粤、沪两地对此耿耿于怀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