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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由 nalanchen 发布
一部伟大的作品，靠现在的我是不能理解的………………等待ing
呵呵，我认为自从我开始研究柏拉图之后我就可以在某些地方俯瞰这部作品了。当然，还有很多地方我仍然要仰止。
贴一点点我未完成的东西，之所以未完成不是因为我懒，而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是力有不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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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银英传与柏拉图之国家及政治理念
首先要声明的一点，我对柏拉图的了解是非常浅薄的，虽然对银英的研究不可谓不深。所以这篇东西纯粹是一种不负学术责任的兴趣之作，请柏拉图和古希腊政治方面的专家千万不要取笑我，并能够给出一些真正有大家风范的评价，如此我抛砖引玉的目的也算是能圆满。
同时，我也并不认为田中在撰写银英的时候有意识地借鉴了柏拉图的观点，或者无意识地受了其观点的影响。只是两者之间存在的一些关系，让我这个对两者都很有兴趣的人忍不住要产生胡诹的欲望……
那么，言归正传……
I. 银河历史的兴衰与柏拉图的国家败坏和演变论
稍微了解银英的朋友都不会对其中的银河历史陌生。长话短说，其大致的历程是：民主制的银河联邦－>独裁制的银河帝国（分为二枝：）1―――――――――――――>独裁制的莱因哈特王朝
2－>民主制的自由行星同盟－>？
而柏拉图对国家的演变过程――显然那是我这篇小文的篇幅所无法穷尽的，因此也只能尽量简短扼要――则总是以败坏二字来形容：理想国－>（第一次败坏）荣誉制 －>（第二次败坏）寡头制 －>（第三次败坏）民主制 －>（最后的败坏）僭主制。（是否国家的演变也完成了一周？僭主制将向理想国循环？柏拉图没有给出定论。但他曾说过，一个年轻的僭主，是实施哲学王――理想国的核心――改造的最好根底。）
理想国只是一个单纯的理想，就好比一面镜子，让人对照现实国家的种种不足。柏拉图认为理想国是由知识来统御的，权力只有一个，就是哲学王，这个哲学王有充分的统治技巧来实现正义和善。而其他体制，则是由其他低于理智的东西统治的。荣誉制的建立基础是仅次于理智的激情和荣誉；寡头制、民主制和僭主制都是由三层次中最低的欲望为基础建立的。所不同的是，寡头制基于一种经济上的欲望，民主制则源于像天空中的鸟儿一样随心所欲地生活的欲望，僭主制的基础是肉体的欲望和性爱之神的统治（cupido dominandi）。之所以把民主制列于寡头制之下，是因为：寡头制的基础仅仅是一种形式或一个阶段的欲望，即对财富的欲望，其他的所有欲望都严格从属于这个欲望，而民主制的基础是所有形式、所有阶段上的欲望；认为僭主制更次于民主制则是因为：民主制软弱而不邪恶，僭主制邪恶却不软弱。
银河联邦之前的事情不在考察范围之内。但我们显然能发现，这之后的一条轨迹是很符合柏拉图的描述的。银河联邦在充分败坏之后，理所当然地迎来了它的僭主――鲁道夫大帝，由此进入了僭主制。之后虽然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寡头制统治，但从贵族联盟的巨大兵力来看，称后期的高登巴姆王朝为寡头制是毫不为过的。寡头制之后的银河帝国没有经历一个民主制阶――但这跟柏拉图的描述并不矛盾。他所给出的只是一个一般顺序，并没有，我们也没有道理认定他就坚持国家的演变一定是步步遵循的，因此不经历某个阶段也很正常――就进入了下一个轮回，迎来了新的僭主：莱因哈特。而另一边，自由行星同盟的出现，则又恰恰填补了寡头制和僭主制之间的民主制空白（把它看作是寡头制的产物应该无可厚非），同时，在其最后的一段时间内，其实它也完全可以成为僭主制的国家。至于为什么没有成为那样，我认为，是因为僭主需要的民众基础和实力，都被杨威利一人所掌握，以至于其他可能成为僭主的人都失去了机会，而杨威利本人，因为某种理想和洁癖却不愿成为僭主。但尽管如此，伊谢尔伦要塞在其最后的岁月中也时时散发出僭主制独有的气息――这一点即便杨威利百般不愿，也是无可奈何的。
II. 鲁道夫、杨、莱因哈特，谁才是柏拉图心目中最好的哲学王改造的对象？
对于柏拉图来说，寻找一个年轻合适的僭主，向他授予哲学王的训练，使他掌握统治国家的艺术，是在他看来最有可能实现的创造理想国的手段。因为在他看来，正义要想获胜，只有通过哲学的统治――要么让哲学家成为王，要么让王成为哲学家。而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也的确实践过这一信条：于367年来到西西里，对戴奥尼素二世进行了哲学训练的尝试，虽然结果是失败的。
其实这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问题，因为鲁道夫、杨或是莱因哈特，都要比戴奥尼素二世要称柏拉图意多得多。如果柏拉图出现在银英的世界之中，他一定会欣喜若狂。
首先来看看鲁道夫。其实这个人我本并不想列入筛选名单之中，因为他似乎并不是会老老实实接收改造的类型。但有些东西让我不得不这么做。一是他的个人意志、肉体和精神上的强悍。柏拉图认为，一个合格的独裁者必须有不将敌人看作自己的敌人，而是正义的敌人的这种强烈的个人意志，因为哲学王本身就是正义的化身。后柏拉图主义者也提到过这样一种超人――“一个在肉体上坚不可摧的人，他从不生病，从不受激情搅扰，他力大无比，灵与肉俱如刚玉般坚固”。二是鲁道夫所颁布的恶劣遗传因子排除法。柏拉图把国家看作一个有机体，认为正义意味着一个人应当在与他的能力相适应的岗位上做他的工作，每件事物都有它自己的功能。所有的个体都必须在国家中找到自己恰如其份的位置，并且把这一点看作是个人存在的最大价值和意义，因此他提倡把妇女看护孩子和照料家务的活动看作是一种社会贡献，以此为妇女提供在国家中存在的位置；同时也提倡不医治慢性病和残疾，因为这样的人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在柏拉图看来，这种价值不是对国家而言，而是对个人而言的。不能作为国家一部分的人，对他们进行医治和救助，不仅对国家不正义，对他们个人也是不正义的。这样的论调，相比其他两人，恐怕是最能得到鲁道夫的好感的。
其次，我们的主角杨威利在某些方面跟柏拉图本人极为相似。甚至可以说，无需进行什么训练，他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哲学家了。
（本段未完）
III. 其他零星的值得玩味的关系
特留尼西特
柏拉图反对修辞学：在雅典，鉴于公民大会在国家中的最高地位，政治势力和权力自然就落到了那些能够影响和控制其决策的演说家手里。
真正的政治家会遭遇一些一流的冒名者：政客。柏拉图比喻说政治家们被一群吵吵闹闹的半人半马的怪物和森林之神们的突然闯入搞得不知所措了――它们的形状变化无常，“迅速地从一种形象和性格变成另一种”，就像那些从未学会认识和践行自己特有的职能的人必然会成为的那样；“一流的诡辩家和最娴熟的巫士”，他们作势有一种伪知识，并变着法子让人们相信它的真实性。我们必须把他们同真正的王区分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