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某早在创作《不是人》的时候已经表现出了善于颠覆旧有形象，同时用自己的观感去重新诠释人物的特色。这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他个人风格的核心，也为后来的《火凤燎原》创造了契机。
残兵组织本身就是陈某别出心裁的设定。它不仅能够让司马懿与赵云可以提前在三国故事中频繁地登场，还能使残兵组织的成员巧妙而合理地出现在三国的各个重大历史事件中。只要陈某能够一直为这样的设定自圆其说，我想类似的模式还是会在《火》中延用下去的。
水镜八奇是另一个充分反映陈某独特见解的设定。这个组织不仅从一开始就网罗了全部三国故事中非常关键的“谋士”，而且不断用八奇的智谋影响着故事的发展。大部分在特定时空才会登场的核心人物于此处一同粉墨登场，却又如“犹抱琵琶半遮面”般地难窥全貌。每个角色都是在等待着最适合自己的舞台出现，等待着最具自我代表性的时机来临。水镜组织其实是一个众多著名“谋士”们在谱写各自的辉煌历史前暂时蛰伏，韬光养晦的空间。之所以有人仍未离开，只不过是因为命运的抉择尚未发生而已。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陈某设计这么一个组织，事实上也是有其主观地认为智谋应在三国故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影响存在。
《火》中存在着明显的新老对抗形势。整个三国的争霸史在作品中变成了新生代的崛起与旧势力没落的兴衰亡替。一群深谙兵法，精通权变，智力拔群，眼光独到的少年英才，按照自己的意志开创历史，指点江山。以东汉末期并起的诸侯为代表，旧势力企图趁天下大乱的时机扩展自己的势力，增强自己的实力，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以便对统治权力进行新一轮的洗牌。是推翻气数已尽的汉朝，建立新政权，还是维持汉统存在，从中争取更多有利于自己的条件，成为了《火》中非常明显的基本信念上的冲突，由此衍生出的异常激烈的较量与对抗正是陈某落墨颇多的内容。
陈某非常重视“谋略”在三国故事中的重要作用。正所谓“一计兴邦，一计亡国”，陈某在《火》中描绘的三国争霸归根究底是谋略与谋略间的较量。他所竭力强调的是，主宰一场战争胜负的角色往往是那些居于幕后，默默地出谋划策的“谋士”。谋士的主要工作就是一个字――“算”。算敌人的意图，算自身的利益，算局势的发展，算胜败的得失，算天下的命数。谁能算得精，算得准，算得深，算得长远，谁就能决定历史的方向。
陈某对“谋略”的重视还可以在其故事的切入点上看出来。故事肇始于董卓入京专权，一众被《三国演义》“冷处理”的人物都被浓墨重彩地大写特写。吕布、王允、张辽、华雄、董卓等等早被定性为“反派”的人物在《火》前期剧情中异常活跃，俨然成为了名义上的主角般。与之相反，曹操、刘关张、各路诸侯都成了插科打诨的配角。这些本来应该是配角的人物一个个都被陈某赋予了截然不同的个性与才能。智勇双全的吕布；雄才大略的董卓；精明强悍的张辽；老奸巨猾的王允；诡谲多智的华雄；对旧有形象彻底的颠覆无不给人强烈的震撼感与新奇感。说到底，陈某的《火》中并没有一贯的主角，只有一贯的“谋略”。他根据不同时期矛盾冲突的集中点，安排不同的人物成为谋略对抗的集合体。而残兵正好作为各种重大剧情事件的联系者，宛如一条握在司马懿手中的隐线，不动声色地将《火》的故事逐步串连。
《火》中最大的特色之一是对历史人物的“个性”演绎。之所以说是“个性”，只因为陈某处处显露出对《三国演义》典型形象的刻意颠覆与批驳的明显倾向。这种倾向在吕布这个角色上表现尤甚。一个在《演义》中是有勇无谋的武夫，在陈某的世界里变成了诸侯争霸时天下最强的军师与战将。吕布不仅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将诸侯联军玩弄于鼓掌之间，还可以运用其无敌的实力直接左右天下大势。其实，陈某这种作法与罗贯中的作法如出一辙。只不过后者借贬低亡汉争雄者来昭示道德大义，君臣大忠；前者凭颠覆《三国演义》来彰显个人的见解与理念。在陈某笔下，根本没有什么仁义道德，有的只是恒久不变的基于利益纷争之上的谋略抗衡。在此大前提下，就连人的善与爱都变成了争斗的工具。至于人命，在陈某的乱世中，只是微不足道的棋子罢了。
陈某的《火》所描写的是陈某自己的三国，所以他书写的故事绝不会是客观而准确的。陈某也没有义务去描写一个客观而准确的三国。因为《火》只是漫画作品，作者完全有自由基于历史现实去塑造自己独特的艺术形象。
全书的中心可以借用一句孙策的话来完整表述：“我也是一个利用思想去杀万民的机会主义者。我的路，是对，是错？愿者上钩。”
陈某的三国与陈寿的三国，与罗贯中的三国并无根本差别。最大的差别只是在于，这些鱼钩中，我们究竟愿意咬哪一个。
